阿爾吉儂·托馬斯

阿爾格農·菲利普斯·威爾·托馬斯爵士（Sir Algernon Phillips Withiel Thomas，1857年6月3日－1937年12月28日）是紐西蘭的大學教授、地質學家、生物學家及教育家。他於1857年出生於英格蘭柴郡伯肯黑德，1937年逝世於紐西蘭奧克蘭。他最為人所知的成就是其早期（1880–83年）對綿羊肝吸蟲（Fasciola hepatica）生命週期的研究（此發現與德國動物學家魯道夫·洛伊卡特共享）、關於塔拉威拉火山爆發的報告（1888年），以及他對紐西蘭教育學發展的貢獻。

背景與教育

托馬斯於1857年6月3日出生於柴郡伯肯黑德，是伊迪絲·威爾·菲利普斯（Edith Withiell Phillips，1826–1909）與其丈夫約翰·威爾·托馬斯（John Withiell Thomas，1823–1909）的第六個孩子及次子。其父為一名會計師，後來成為曼徹斯特Thomas, Wade, Guthrie & Co.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他的父母皆來自康瓦爾的雷德魯斯。他的哥哥恩斯特·切斯特·托馬斯（Ernest Chester Thomas，1850–1892）是格雷律師學院的律師，早年因擔任牛津大學辯論社圖書館員（1874年）而獲得認可，隨後因其擔任英國圖書館協會秘書（1878–1890）的工作及1888年版的《The philobiblon of Richard de Bury》而聞名。他的兩位姐姐克拉拉·艾琳·托馬斯（Clara Irene Thomas，1852–1919）與莉利亞斯·蘭登·托馬斯（Lilias Landon Thomas，1854–1929）積極推動女性中等教育，分別以創校女校長身份創立了西德納姆中學（1887年）及埃奇巴斯頓英格蘭教會女子學院（1886年）。

1861年，托馬斯全家遷至曼徹斯特，他在家中接受私人教育，之後被送往德比的奧克布魯克學校寄宿。隨後，他跟隨兄長的腳步進入曼徹斯特文法學校。托馬斯自幼便傾向科學研究，在曼徹斯特文法學校求學期間，得益於該校改革派校長弗雷德里克·沃克的管理，這位校長以確保其學生取得最高學術成就而聞名。托馬斯獲巴利奧爾學院頒發布雷肯伯里自然科學獎學金，於1874年10月20日正式入學牛津，時年17歲。他師從羅伯特·克利夫頓（物理學）、亨利·史密斯（數學）、約瑟夫·普雷斯特維奇（地質學）、沃爾特·費雪（化學）、亨利·阿克蘭（人體解剖學）及喬治·羅爾斯頓（生物學），於1876年在數學榮譽學位初試中取得二級榮譽，1877年在自然科學榮譽學位終試中取得一級榮譽，並於1878年取得文學士學位。1879年，他獲頒伯德特-庫茨地質學獎學金，前往義大利（那不勒斯動物學研究站）、法國、瑞士及德國（馬爾堡菲利普大學）進行碩士後研究。他於1881年取得文學碩士學位。

1879年末，林納克解剖學與生理學教授羅爾斯頓任命托馬斯接替艾德華·巴格諾爾·波爾頓，擔任牛津大學博物館人體與比較解剖學的初級示範員。他的職責包括顯微製備的實務教學、解剖與胚胎學的實習課以及授課；他的學生包括法蘭克·貝達德（Frank Beddard，1858–1925）和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在羅爾斯頓時好時壞的指導下——當時他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托馬斯受皇家農業學會委託，研究綿羊肝吸蟲（Fasciola hepatica），這種寄生扁蟲在1879至80年冬天造成英格蘭約三百萬隻綿羊死亡。托馬斯的初步研究成果關鍵性地確立了該寄生蟲的基本生命週期，並於1881年與1882年發表，其分析與結論則於1883年發表。他於1882年獲選為倫敦林奈學會會士。

移居紐西蘭

儘管父親相對富裕，自身學業有成，並獲得阿克蘭與巴利奧爾學院院長班傑明·喬伊特的公開支持，托馬斯仍不確定在博物館的職位之後，何處能覓得收入更高的工作。在經歷數次失望後，他於1882年10月成功申請即將成立的奧克蘭大學學院（AUC）的自然科學教授職位，該學院是紐西蘭大學的成員學院。在托馬斯·赫胥黎與阿奇博爾德·蓋基的推薦下，他雀屏中選，並於1883年2月在牛津大學與阿克蘭一同發表其首場教授級講座——一場「關於『綿羊肝臟寄生蟲』的特別演講」。1883年3月8日，托馬斯偕同其妹妹露西·弗農·托馬斯（Lucie Vernon Thomas，1862-1932）從倫敦搭乘「東方號」輪船出發。他們在墨爾本轉乘「羅托馬哈納號」輪船，於1883年5月1日抵達奧克蘭，卻發現設施遠不如他在面試時被告知的那樣，甚至連基礎都談不上。直到1885年國會通過《奧克蘭大學學院保留地法案》，奧克蘭大學學院是紐西蘭唯一一所既無捐贈基金也無專屬校園的大學學院。除了必須在——引用碧翠絲·韋伯的話——「古雅而搖搖欲墜的木造建築」中建立一個涵蓋地質學、植物學與動物學的新科系外，因數學教授喬治·沃克溺斃，托馬斯還需教授數學。奧克蘭不僅在物質與學術上與牛津截然相反，其主流商業階層亦對學院的存在抱持相當大的敵意，奧克蘭商會更呼籲將其資金轉作更有利可圖的用途，理由是「大學是為少數人而設，因此其功用有限」。

除了授課與研究，科學領域的教授團隊還需要尋找合適的場所，收集書籍、標本、儀器及教材，建立實驗室，進行田野調查，並在沒有任何支援人員的情況下管理各自的科系。托馬斯亦獲選為教授委員會主席，並以此身份於1883年5月21日在奧克蘭大學學院的開幕典禮上致開幕詞。此外，外界期望他們能擔任中學生的考官、舉辦公開講座、向各政府部門提供科學事務報告，並積極參與城市的知識界生活。托馬斯於1883年6月加入奧克蘭研究所暨博物館，1884年獲選為理事，並於1886年擔任主席，之後在1895年及1903至1905年間再度擔任此職。在他成為會員的第一年，他在研究所舉辦了兩場講座：「關於那不勒斯動物學研究站標本的評論」及「關於考德威爾先生對澳洲低等哺乳動物發育研究的評論」，並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持續每年舉辦多達三場講座。其後，他被任命為博物館信託人主席，並以此身份在建立博物館的科學聲譽以及確保其得到適當的館舍與維護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抵達紐西蘭後的第一個暑假，在1884年1月至3月間，托馬斯遍遊紐西蘭，與其他兩所大學機構的同仁會面，特別是奧塔哥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兼大學博物館館長托馬斯·傑佛瑞·派克（Thomas Jeffery Parker，1850–1897），以及坎特伯里大學學院的生物學教授弗雷德里克·赫頓（Frederick Hutton，1836–1905）。這次訪問讓他得以評估該國的科學發展狀況，並為他提供實證基礎，以發展最適合其學生需求的教學計畫。這也開啟了一個非正式的本地科學研究者網絡；他與派克的關係尤為密切，兩人共同啟動了一項專注於大蜥蜴（學名：Sphenodon punctatus）胚胎學的研究計畫。

雖然托馬斯與同儕關係良好，但他與以詹姆斯·赫克特為代表的紐西蘭科學建制派的關係則不那麼融洽。赫克特身兼殖民地博物館與紐西蘭地質調查局局長、紐西蘭研究所管理人及其學報編輯等多重職務。赫克特在托馬斯首次訪問威靈頓時似乎避而不見，讓托馬斯僅評論殖民地博物館外觀「老舊」。具影響力的赫克特本身是受醫學訓練出身，不信任像托馬斯和派克這樣剛從英國本土來、受過大學訓練的自然科學家。測量總長兼赫克特的門生詹姆斯·麥克羅也抱持同樣看法，他評論托馬斯及其同事、奧克蘭大學學院的化學教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布朗時說：「我想他們就像我見過的其他一些從英國本土來的學者，來到殖民地後必須忘掉很多東西，戒除許多自滿。新來者一個很普遍的想法是，殖民地居民是種邋遢的劣等民族，而他們這些學者有特權與責任將之當作墊腳石。」就派克、托馬斯和布朗而言，他們並非熱衷於踐踏「殖民地居民」，而是對當時盛行的描述性、非分析性的科學方法論不以為然，並對其從業人員（許多為自學出身）的嚴謹性抱持懷疑。赫克特對學術科學家的敵意，可從他身為《紐西蘭研究所學報與會刊》編輯，卻未能發表許多提交給他的論文一事中窺見。

這些緊張關係在1886年6月達到頂點，當時紐西蘭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火山事件在北島羅托路亞東南24公里處的塔拉威拉山發生。火山爆發後，政府委託赫克特就此事件及其後果提供一份科學報告。他在現場進行了短暫的考察後，提交了一份報告，主張這次爆發基本上非火山性質，且無甚科學價值。正如R·F·基姆所言：「今日沒有地質學家會接受赫克特對此事件的模式」，即便是當時，赫克特報告的缺失也引發了批評。為平息此事，礦業部長威廉·拉納奇委託赫頓、托馬斯和布朗就此次爆發提交進一步的報告。赫頓在發表其觀點時顯得有些急躁，托馬斯則在其田野調查中更為謹慎與徹底。他的報告在兩年後發表，且與赫頓的報告分開，在基姆看來，是「精心研究下的完美成果」；他進一步指出，「托馬斯應會慶幸自己與赫頓在此事上的觀點劃清了界線」。

研究與教學

儘管托馬斯對地質事務感興趣且其具有時事性，但他廣泛的學術職責使他無法專精於此。抵達後不久，殖民地與市政當局便請求他對各種生物與地質主題進行調查，範圍從影響懷拉拉帕地區兔子的寄生蟲疾病，到比目魚的生活史，再到奧克蘭的水質分析。保羅·史達在討論托馬斯關於兔子防治問題的報告時指出，雖然他「未能找到一種令人滿意的疾病，……但他報告的發表，向許多殖民地居民介紹了一種科學的方法」。托馬斯缺乏專精領域，導致一些紐西蘭歷史學家，如基斯·辛克萊，斷言他並非任何重要領域的研究者。此論點大多是時代錯置的，且顯示出未能理解十九世紀末應用科學研究的目標、目的與功能，或未能了解托馬斯若要在歐洲習以為常的水平上進行研究所需的環境。儘管如此，托馬斯確實產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大學的前二十年；在1883至1903年間，他發表了十三篇科學論文，範圍從對陶波地區火山岩的觀察、大蜥蜴胚胎學的筆記，到對石松葉囊蕨原葉體的描述。雖然他未出席1886年11月在雪梨舉行的澳大拉西亞科學促進會（AAAS）的預備會議，但他仍是創始會員，並於1888年獲選為該協會管理機構的普通成員，並與派克一同擔任紐西蘭榮譽地方秘書。在1890年於墨爾本舉行的AAAS會議上，他主持了生物學組，並發表演說，感嘆科學教育學的不足，特別是在中學層級，以及公共科學研究的必要性，並批評某些澳大拉西亞殖民地的博物館未能認識到其公共角色，他指出：「達爾文指出生物與其環境之間關係的重要與密切，至今已三十餘年。他的教導為生物學研究注入了新生命，但這股熱情似乎並未延伸至博物館。人們會以為《物種起源》從未踏進博物館的大門。大多數博物館的佈置，似乎主要是為滿足專家的需求，儘管極不充分，而普羅大眾則幾乎不被考慮。」這番話，實際上陳述了托馬斯希望在紐西蘭的工作中達成的目標。

托馬斯在奧克蘭大學學院的主要重心是教學，而他的研究顯然也為其教育學提供了資訊。雖然紐西蘭大學的學位最初是在英國設定與考核，但他發展了聚焦於本地情況並強調田野調查的生物學與地質學課程。他的早期學生有效地發展了那些他曾進行初步研究的領域。托馬斯似乎是一位能啟發人心的老師。艾倫·梅森在評論其地質學教學時指出，他促成了「人才的爆發」，並提到在全國範圍內，1894至1903年間的六位地質學資深學者中，有五位來自奧克蘭。此外，「考慮到當時存在的三所學院中……奧克蘭學院是規模最小、最貧窮的，這項成就更顯偉大。這份成功來自於不到四十人的學生基礎，即平均每年有四名大一新生進入該系。再者，與南部的同儕相比，托馬斯是植物學、動物學和地質學的唯一教師。」

托馬斯作為教師的成功不僅限於地質學。他的動物學學生包括理查·威廉·艾倫，文學碩士（1899年），蓋伊醫院伍爾德里奇生理學紀念學者（1902年），倫敦大學藥物學金牌得主（1902年），格爾病理學學生（1904年），倫敦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1905年），他後來成為「一位傑出的哈雷街專家」，並著有《Vaccine therap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1910年）。在植物學領域，約翰·恩斯特·霍洛威（皇家學會院士），理學碩士（1905年），理學博士（1917年）發展並擴展了托馬斯對原始蕨類的初步調查；而凱瑟琳·梅西·柯蒂斯，文學士（1913年）是首位贏得1851年獎學金前往倫敦大學深造的紐西蘭女性，她於1919年獲頒理學博士學位。作為尼爾森卡斯隆研究所的真菌學家，她是紐西蘭皇家學會的首位女性會士。其他表現傑出的學生包括艾爾西·瑪麗·格里芬，文學碩士（1906年），她後來成為紐西蘭與澳洲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關鍵人物。格里芬在1912年寫給托馬斯的信中表示，雖然他可能認為她是「一個可怕的『婦女參政權論者』」，沉溺於「各種大膽和『不像女人』的行為」，但她發現自己的「科學訓練在工作中具有極大的價值」。

保育與園藝

托馬斯對其教學的務實方法，預示了一種基於科學方法而非零散現象觀察來理解紐西蘭自然環境的發展。此外，托馬斯不避諱批評由紐西蘭大學主持、英國設定的考試重點，例如他與接替普雷斯特維奇成為牛津大學地質學教授的A·H·格林爭論，認為雖然對英國地質學的普遍了解對紐西蘭的該學科學生有用，但重點應放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地質學上。托馬斯對紐西蘭生物群獨特性的認識，為他倡導環境保育措施鋪平了道路；雖然他遠非首位提議保護該國本土動植物的人，但他的方法論為更科學地評估那些迄今為止僅因「自然奇觀」而被提議保護的事物奠定了基礎。早在1886年，他便是在奧克蘭研究所主張必須採取措施保護迅速減少的本土鳥類族群的人之一。

1891年，在基督城舉行的澳大拉西亞科學促進會會議上，托馬斯提出一項決議，由G·M·湯姆森附議，鼓勵保護紐西蘭的本土動植物。他的動議宣稱需要「成立一個或多個保護區，使動物群（以及植物群）得以免受破壞；眾所周知，許多稀有及更有趣的物種正瀕臨滅絕」。經過漫長的立法停滯，他的遊說最終促成1894年10月在豪圖魯島（小巴里爾島）建立一個保育保留區，「平時作為鳥類保護區，戰時則作防禦之用」。1894年4月，受此舉成功的鼓舞，他倡導保護附近懷塔克雷山脈的本土動植物，隨後更在一個尋求說服奧克蘭市議會將該地區收購為風景保護區的代表團中擔任主要發言人。他是奧克蘭風景保護協會（1899年）的支持者，後來更擔任主席，該協會是該國最早的保育壓力團體之一。

接任奧克蘭大學學院的職位後，托馬斯啟動了一項計畫，在奧克蘭缺乏此類設施的情況下，將學院的場地——儘管規模有限——發展為一個以本土植物為主的植物園雛形。這種對應用科學的投入激發了他對園藝的興趣，並於1890年，他在奧克蘭郊區愛普森購得一塊荒蕪的地塊，他與妻子艾蜜莉將其開發成一個廣闊的花園，同時保留了其關鍵的地質特徵——附近芒格法烏火山錐的殘餘熔岩區。托馬斯設計的花園，其蜿蜒的小徑、觀景點與自然主義的佈局，既呼應了他在1879年訪問義大利南部時觀察到的花園形式與結構，又主要種植了紐西蘭的植物群。這很可能是最早使用本土植物作為園藝景觀主要特徵的帕克哈花園之一。托馬斯重新引進本土植物的創舉，被他的一些鄰居仿效，如外科醫生卡里克·羅伯遜爵士與商人威廉·古德費洛爵士，並鼓勵了對以附近街道命名的阿爾莫拉岩石森林殘跡的保護。托馬斯還負責設計了附近的奧克蘭文法學校（1916年）的庭園，且極有可能參與了奧克蘭其他文法學校庭園的設計。作為對應用植物學興趣的延伸，托馬斯也開始對水仙花的雜交產生興趣，並因此獲得了本地與國際的認可。

教育發展

從抵達奧克蘭之時起，托馬斯便對其學院職責之外的教育議題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對技術教育事務，特別是農業科學，抱有濃厚興趣。1888年，他在全國各地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具挑釁性的講座與文章，探討這些議題。他主張，鑒於紐西蘭對礦業與農業的依賴，若能在小學、中學及大專院校適當地教授農業植物學與化學，國家必將受益。他在《紐西蘭先驅報》上發表的文章，顯示他既了解亞瑟·阿克蘭的教育改革遊說團體「全國促進技術與中學教育協會」的工作，也認識到這項工作對紐西蘭具有重要意義。該協會是牛津的產物——阿克蘭本人是巴利奧爾學院的榮譽院士——且許多參與者曾在倫敦東區的湯恩比館擔任大學推廣課程的講師。托馬斯發表了一段至今仍具時代意義的言論：「保護勞動階級利益的真正方法……是為他們提供機會，學習足以讓他們在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競爭中立足的知識與技能。」

或許令人意外的是，以其保守意識形態著稱的《先驅報》竟發表社論支持托馬斯的進步提案，評論道：「托馬斯教授無疑是屬於當下與未來的人物，他的同事們亦然。我們的大學機構之所以能寄予厚望，成為最具影響力及價值的教育機構，正因我們的教授們已完全掌握時代脈動，並與殖民地生活積極進取的精神接軌。」他還在奧克蘭大學學院發起了一系列專為教師與農民設計的農業科學講座。此後數年，在沒有任何官方行動的情況下，他向全國各地的農業組織提供建議並舉辦農業事務講座。托馬斯與布朗亦是1906年在奧克蘭大學學院成功建立礦業學院的幕後推手。到了1910年，奧克蘭大學學院的礦業學院已演變成辛克萊所描述的「一所隱蔽的工程學院」，此舉雖遭紐西蘭大學反對，但仍在1923年正式成立。

托馬斯對教育的關懷促使他在1899年由紐西蘭大學評議會選舉進入奧克蘭文法學校董事會，該董事會由同時擔任奧克蘭大學學院理事會主席的喬治·莫里斯·奧羅克主持。他立即獲選為副主席，並於1916年升任主席，此職位他一直擔任至1937年去世，使他成為奧克蘭文法學校歷史上任期第二長的主席。托馬斯擔任董事會主席的時期，恰逢詹姆斯·蒂布斯長期擔任奧克蘭文法學校校長的最後六年。較年輕的托馬斯曾與蒂布斯在牛津同期，且鑑於兩人都修讀數學榮譽學位，他們可能相互認識。但蒂布斯對1914年教育法案的規定感到不滿，托馬斯似乎卻樂於利用該法案提供的機會，將文法學校發展為學術重鎮。在托馬斯的主導影響下，董事會將其管轄的學校從一所位於設施不足的市中心校址的學校，擴展到五所，均設於設備完善的新校舍：奧克蘭女子文法學校（1909年）、奧克蘭文法學校（1915年）、愛普森女子文法學校（1917年）、艾伯特山文法學校（1922年）及塔卡普納文法學校（1927年）。與其繼任的奧克蘭文法學校董事會主席不同，托馬斯在學校的各項活動中扮演著極為顯著的角色，直至去世。他於1906至1937年間擔任迪爾沃思信託委員會（負責迪爾沃思學校的機構）的副主席，並於1906至1914年間擔任奧克蘭師範學院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托馬斯於1899至1903年間，以及1921至1933年間再度擔任紐西蘭大學評議會成員。他亦於1919至1925年間擔任奧克蘭大學學院理事會成員。1910至1911年間，他擔任懷阿普主教在聖約翰神學院理事會的提名成員。

公共科學

1913年10月，新當選的改革黨政府向紐西蘭國會提出立法，創建一個政府科學諮詢機構——科學與藝術委員會。羅斯·高布雷斯斷言，政府的意圖是讓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管理自治領（前身為殖民地）博物館，並出版科學期刊與報告，但其成員似乎有更大的抱負。1915年，托馬斯與其他六人經由樞密院頒令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他似乎在激勵其活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在呼籲建立一個科學與工業的「中央諮詢委員會」。但建立一個模仿英國科學與工業研究部的科學諮詢機構的早期行動，因缺乏任何重要的政治支持而失敗。直到1926年，英國科學與工業研究部常務次長法蘭克·希斯來訪，加上大英帝國行銷局決定資助紐西蘭的農業研究，一個旨在為促進工業科學提供建議的機構才得以成立，該機構亦名為科學與工業研究部（DSIR）。

個人生活

儘管紐西蘭駐倫敦總代理法蘭西斯·狄龍·貝爾曾建議「一位教授夫人將會為殖民地增色不少」，托馬斯抵達紐西蘭時仍是單身漢，但有跡象顯示他在來程的船上經歷了一段不成功的船上戀情。他由其妹妹露西·弗農·托馬斯（1862–1932）陪同，她擔任其女主人兼管家直至1885年2月。抵達後不久，他在奧克蘭北岸的納羅內克購置了一棟別墅。1887年11月19日，他與艾蜜莉·莎拉·諾蘭·羅素（Emily Sarah Nolan Russell，1867–1950）結婚，她是瑪麗·安·諾蘭（Mary Ann Nolan，1834–1931）與其丈夫約翰·班傑明·羅素（John Benjamin Russell，1834–1894）六位女兒中的第三位，其父為奧克蘭的一名律師。

羅素家族是奧克蘭人脈廣闊的家族：J·B·羅素的事務所Russell & Campbell當時是——且至今仍以Russell McVeagh之名——奧克蘭頂尖的法律事務所之一；他的長兄是律師、政治家兼金融家托馬斯·羅素。艾蜜莉·托馬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遊歷豐富、思想進步的女性；1895年，她被奧克蘭、德文港及龐森比學校委員會提名競選奧克蘭教育局的席位，但未成功。不幸的是，在1905年及1908年，她經歷了一種特定的急性反應性精神障礙，導致她被送入但尼丁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艾什伯恩莊園。她一直住在那裡直到1950年3月，之後被轉移到奧克蘭附近的金席特醫院，不久後去世。托馬斯終生吸食香菸，於1937年12月28日在奧克蘭猝然長逝。托馬斯夫婦育有四個孩子：三個兒子，阿克蘭·威爾（Acland Withiel，1888–1962）、諾曼·羅素·威爾（Norman Russell Withiel，1891–1969）、亞瑟·愛德華·威爾（Arthur Edward Withiel，1904–1992）；以及一個女兒，瑪麗·溫芙莉達·威爾（Mary Wynfrida Withiel，1893–1974）。

榮譽

除了是倫敦林奈學會會士（FLS，1882年）外，托馬斯還是地質學會會士（FGS，1888年）、紐西蘭研究所會士（1905年），並在該研究所轉型為皇家學會後，成為紐西蘭皇家學會的創始會士（FRSNZ，1919年），以及紐西蘭園藝學會的榮譽會士（1936年）。1913年，他辭去奧克蘭大學學院生物學與地質學教授席位後，被學院評議會授予名譽教授頭銜。他於1935年獲頒喬治五世國王銀禧獎章。在1937年喬治六世加冕榮譽中，托馬斯因對教育的貢獻被授予最卓越的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爵級司令勳章（KCMG），這在當時對紐西蘭人而言是一項非凡的殊榮。其葬禮的護柩者包括首屆工黨政府的教育部長、後來成為總理的彼得·弗雷澤閣下。

奧地利博物學家兼探險家安德烈亞斯·賴歇克於1887年將紐西蘭最西端的湖泊（位於峽灣國家公園，南緯45°59'14.3"，東經166°30'09.8"）以托馬斯的名字命名。他去世後，其遺囑執行人將位於皮哈的土地贈予奧克蘭市議會；1963年，他的兩個兒子阿克蘭和諾曼於1941年從Te Kawerau族人手中購得的獅子岩（Te Piha）——一個被侵蝕的1600萬年前的火山頸——也作為贈禮補充進來。為紀念這些贈與，2008年，部分贈地被命名為「阿爾格農·托馬斯爵士綠地」。1968年，主要在奧克蘭大學校長道格拉斯·羅布爵士的倡議下，該大學新的生物科學大樓以他的名字命名。其花園被分割後，一條穿過該地產（主要穿過他以前的「牛牧場」）的道路被命名為「威爾徑」以紀念他，同樣的，1949年由其子諾曼捐贈給奧克蘭市議會的一處保護區，是基於他所保護的芒格法烏熔岩區殘跡而設，被命名為「威爾·托馬斯公園」。

部分出版物

報告

• 'Report on parasitic diseases in sheep in New Zealand', in Appendices to the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886), 3, H-23.
• Report on the eruption of Tarawera and Rotomahana, NZ (Wellington: Government Printer, 1888).
• 'Interim report on parasitic diseases affecting rabbits in the Wairarapa district', in Appendices to the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888), 3, H-18.
• 'Report on parasitic diseases affecting rabbits in the Wairarapa district', in Appendices to the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889), 1, H-4.
• The grass grub pest (Wellington: Government Printer, 1913).

論文

• 'Report of experi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r-fluke (Fasciola hepat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England, 17:1, (1881), 1–29.
• 'The rot in sheep, or the life-history of the liver-fluke', Nature, 26: 677, (1882), 606–608.
• 'Second report of experi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r-fluke (Fasciola hepat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England, 18:2, (1882), 439–455.
•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liver-fluke (Fasciola hepat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Microscopal Science, NS 23, (1883), 99–133.
•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liver-fluke and the prevention of rot', Journal of the 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England, 19:1, (1883), 276–305.
• 'Journey to Rotomahana and Tarawer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19, (1886), 602 [notice].
• 'Notes on the volcanic rocks of the Taupo district and King Country',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20, (1887), 306–311.
• 'Notes on the rocks of the Kermadec Island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20, (1887), 311–315.
• 'Notes on the geology of Tongariro and the Taupo district',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21, (1888), 338–353.
• 'Presidential address in section D Biology', in Report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Melbourne, ed by W Baldwin Spencer (Sydney: the Association, 1890), 100–109.
•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atara (Sphenodon punctatu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48:292–295 (1890), 151–156.
•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ive fauna and flora of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cience, 1:2 (1891),
• 'Preliminary account of the prothallium of Phylloglossu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69:451–458, (1901), 285–291.
• 'On the prothallium of Phylloglossum',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ew Zealand Institute, 34 (1901), 402–408.
• 'The affinity of Tmesipteris with the Spenophyllal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69:451–458, (1901), 343–350.
• 'An alga-like fern prothallium', Annals of Botany, OS16: 61, (1902), 165–170.
• 'Report on the fossils of the Manaia Hill Beds (Coromandel)', in C Fraser and J Adams, 'The geology of the Coromandel subdivision, Hauraki, Auckland', Bulletin of the New Zealand Geological Survey, 4 (1907), 49–50.

外部連結

• [1] 奧克蘭大學圖書館關於阿爾格農·托馬斯文件的記錄。
• 奧克蘭大學圖書館關於阿爾格農·托馬斯地質學田野筆記本及講義（1873–1914年）的圖書館搜尋記錄。
• Sir Algernon Phillips Withiel Thomas - Papers, 1879-1978 奧克蘭戰爭紀念博物館的線上館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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