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姆·馬努基揚
亞蘭·馬努基揚（Aram Manukian，1879年3月19日－1919年1月29日），亞美尼亞革命家、政治家，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達什納克楚瓊）黨的領導成員。他被廣泛認為是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的奠基人。
他出生並受教於俄屬（東）亞美尼亞，主要活躍於土耳其（西）亞美尼亞最大的城市之一凡城。他在那裡以社區組織者的身份嶄露頭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他與當地鄂圖曼官員合作，以緩解日益緊張的局勢，直到1915年4月中旬土耳其軍隊圍攻該城。他領導了凡城亞美尼亞平民成功的自衛行動。結果，在亞美尼亞大屠殺進行期間，數萬人得以倖免於土耳其政府的驅逐與屠殺。他曾短暫擔任凡城臨時政府的首腦。
1917至1918年俄國革命與高加索戰線崩潰後，亞蘭成為葉里溫市周邊未被征服地區的「人民獨裁者」。1918年5月，他協助組織了對抗土耳其進犯軍隊的防禦，並在薩達拉巴特戰役中有效阻擋了敵軍，防止了亞美尼亞民族的徹底毀滅。馬努基揚在建立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擔任其首任內政部長。他於1919年1月因斑疹傷寒去世，未能活到40歲生日。
亞蘭·馬努基揚是自力更生的倡導者。他以能夠為共同事業團結社會不同階層而聞名。學者們普遍認為他是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的奠基人。在蘇聯時期，他與其他著名的達什納克黨人一樣，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自1990年以來，獨立的亞美尼亞已開始努力恢復對他的紀念。
早年生活
亞蘭·馬努基揚於1879年3月19日出生，本名薩爾基斯·霍夫漢尼西安（Sargis Hovhannisian），出生地可能是贊格祖爾的澤瓦村（今亞美尼亞休尼克省的達維特貝克），也可能是當時卡拉巴赫最大的城市舒沙。他的父親哈魯瓊（Harutyun）是一名槍匠；母親索娜（Sona）是家庭主婦。他是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在舒沙的阿古利亞茨學校接受初等教育。自1895年起，他進入該市的教區學校就讀，並在那裡加入了亞美尼亞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推動力——亞美尼亞革命聯盟。1901年春，馬努基揚因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遷往葉里溫，在當地的教區學校繼續學業。兩年後，他於1903年5月畢業。1903年，馬努基揚前往巴庫，參與了罷工，後來又參與了反對俄國政府沒收亞美尼亞教會財產的亞美尼亞抵抗運動。他曾短暫停留在伊莉莎白波爾，在那裡組織亞美尼亞抵抗力量。1903年中，他移居卡爾斯，積極參與組建武裝團體。1903年9月，亞蘭·馬努基揚率領一支150人的隊伍，試圖穿越俄土邊境，將武器運送給薩松的費達伊；然而，他因病返回了卡爾斯。
在凡城的活動
馬努基揚於1905年2月定居在凡城。由於除了最後幾年，他的政治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凡城度過，亞蘭逐漸與這座城市聯繫在一起，並被稱為「凡城的亞蘭」，在亞美尼亞語中稱為「Vani Aram」。他很快成為當地黨支部的負責人，並致力於加強黨在凡城的影響力。馬努基揚深信，如果亞美尼亞人要反抗鄂圖曼統治，必須是一場組織良好、範圍廣泛的起義，而不是像1904年薩松起義那樣的局部失敗。他從事社區組織工作，並將武器（特別是步槍和子彈）從俄羅斯和伊朗運往凡城。僅1906年一年，運往凡城的武器就超過了此前15年的總和。在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之前，凡城的黨支部約有千名成員。他也試圖將鄂圖曼政府對亞美尼亞內部事務的干涉降到最低。亞美尼亞革命聯盟實際上為受到土耳其司法系統不公對待的亞美尼亞人設立了非官方的法庭。1907年，在維也納舉行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代表大會上，作為凡城代表的亞蘭對與該聯盟合作的歐洲土耳其流亡政治運動（特別是青年土耳其黨）所宣稱的目標表示懷疑。他說他們「多數是宮廷革命者，在某種意義上懷有王朝利益。」馬努基揚聲稱，如果「與他們合作，我們將會遇到很多問題。」一年後，青年土耳其黨推翻了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權力，並恢復了憲法。鄂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對蘇丹被推翻反應積極。
革命後，馬努基揚在奧爾杜的一所學校任教。他於1912年底返回凡城。與此同時，1909年的阿達納大屠殺基本上終結了亞美尼亞人對青年土耳其黨改革的希望。然而，馬努基揚繼續與當地鄂圖曼官員及其他亞美尼亞政黨（尤其是亞美尼亞納坎黨）合作，以改善亞美尼亞人的處境。他與伊什漢（Ishkhan）和阿爾沙克·弗拉米安（Arshak Vramian）一同成為凡城地區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的領袖。他積極參與亞美尼亞社區活動，在學校任教、與媒體溝通並推廣亞美尼亞青年團體。
1912年12月，亞蘭·馬努基揚因凡城市長、忠於鄂圖曼政府的亞美尼亞人貝德羅斯·卡帕馬堅（Bedros Kapamajian）被謀殺一案而成為嫌疑人。根據土耳其方面的消息，他與其他幾位著名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成員一同被捕，罪名是「教唆謀殺」。他後來獲釋。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鄂圖曼帝國的青年土耳其黨（聯合進步委員會）政府策劃並實施了亞美尼亞大屠殺，即對居住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亞美尼亞人進行的系統性滅絕。1915年春天，凡城成為亞美尼亞人組織大規模抵抗的唯一地點。亞蘭·馬努基揚在這場被廣泛視為自衛的抵抗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914年底，戰爭的頭幾個月，由於達什納克黨領袖馬努基揚、伊什漢、鄂圖曼議會議員阿爾沙克·弗拉米安與當地青年土耳其黨官員以及被認為是溫和派的凡城省長塔赫辛貝伊（Tahsin Bey）的合作，凡城省的緊張局勢得以維持在較低水平。8月初，進行了一次總動員，期間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經由這些方面的合作得以解決。9月發生了一件重要事件，戰爭部長恩維爾帕夏的激進派姻親傑夫代特（Cevdet）被任命為省長。根據雷蒙·凱沃爾基揚（Raymond Kévorkian）的說法，傑夫代特的任命「很可能是為了更容易實施挑釁政策而精心策劃的。」「1914年12月至1915年3月間，凡城省發生了數起或多或少嚴重的事件。每一次，亞美尼亞領袖都必須出面平息事態。」在凡城，當地著名的亞美尼亞人，如亞蘭·馬努基揚（Sergei Hovhannisian，1879–1919），當地的主要達什納克黨領袖之一，試圖通過與省長的談判來安撫公眾——包括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
1915年3月和4月，凡城省的亞美尼亞人與土耳其人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頻繁。3月底和4月初，傑夫代特、亞蘭·馬努基揚、弗拉米安和其他主要人物會面討論了緊張局勢。4月中旬，在沙塔赫發生了一起事件。4月16日晚，被指派擔任調解角色的伊什漢在附近一個村莊的一位庫德族朋友家中逗留時，被一群切爾克斯人殺害。根據凱沃爾基揚的說法，「有充分理由相信，下令殺人的正是這些切爾克斯人的上司傑夫代特。他可能得出結論，除非先除掉三位達什納克黨領袖，否則他在一個亞美尼亞人占多數的城市裡將一事無成。他第二天的行為證實了這一懷疑。」第二天早上，傑夫代特邀請亞蘭和弗拉米安到他的官邸。亞蘭聽從弗拉米安的建議沒有去。弗拉米安隨後在比特利斯附近的一個地方被謀殺。「這個消息震驚並使[亞美尼亞]民眾感到沮喪。當時在凡城的美國傳教士克拉倫斯·厄謝爾醫生（Dr. Clarence Ussher）和格蕾絲·納普小姐（Miss Grace Knapp）是這些事件的目擊者，他們提供的細節幾乎無可置疑地揭示了省長[傑夫代特]的意圖。」
4月18日，傑夫代特要求所有亞美尼亞人交出武器。凱沃爾基揚認為： [亞美尼亞人]知道如果他們服從，就注定要滅亡；然而，如果不服從，他們就會給省長提供攻擊該城基督徒區和鄉村地區所需的藉口。換句話說，亞美尼亞領袖的拖延策略已經過時了。4月16日晚伊什漢的謀殺以及阿爾沙克·弗拉米安的被捕——凡城當時還不知道他已被謀殺——可能說服了最後一位倖存的亞美尼亞領袖亞蘭·馬努基揚，拒絕當局的命令，並為城市準備迎接一場如今已確定會來臨的攻擊。 隨著伊什漢和弗拉米安被暗殺，馬努基揚成為凡城僅存的主要亞美尼亞領袖。4月20日，土耳其軍隊攻擊了艾格斯坦，即凡城的老城區，那裡是亞美尼亞人與土耳其人混居的地區。亞蘭「早已做好準備抵禦攻擊，並成功阻止了土耳其軍隊進入該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約15,000名亞美尼亞村民湧入老城區。
隨著俄羅斯-亞美尼亞部隊抵達凡城，穆斯林人口和鄂圖曼軍隊於5月14日開始撤離凡城，最後一批部隊在燒毀軍營後於5月16日離開。5月18日，由瓦爾丹（Vardan）率領的亞美尼亞志願軍進入凡城，隨後是尼古拉耶夫少將（Major-General Nikolayev）率領的俄羅斯軍隊。在此期間，尼古拉耶夫選擇馬努基揚為凡城的臨時省長，允許他建立一個省級政府。馬努基揚的政府持續到7月底。他的第一批命令是允許搶劫和焚燒穆斯林的房屋，以阻止其居民返回。
葉里溫
土耳其攻勢
在1917年10月21日至1918年4月14日期間，馬努基揚在葉里溫編輯了報紙《Ashkhatank》（Աշխատանք，「勞動」）。
1917年二月革命後，先前由俄羅斯帝國控制的亞美尼亞人聚居區沒有有效的政治管理。1917年12月，在葉里溫，霍倫主教（Bishop Khoren）資助成立了一個省級委員會。亞蘭被設在提比里斯的亞美尼యా國民會議派去領導該市的民政管理。米勒寫道：「這個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凡城的英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組織者，充分了解他的人民的長處和短處。」亞蘭於1918年1月初抵達葉里溫，並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作為非官方的行政機構。他的委員會通過驅逐幾個亞美尼亞盜匪團伙、徵收特別稅以及沒收俄羅斯軍隊遺棄的物資，在該市建立了法律和秩序。
1918年初，馬努基揚和德羅（Dro）在葉里溫周邊地區建立了被歷史學家稱為「人民獨裁」的政權。3月，亞蘭被民眾擁立為「葉里溫獨裁者」，此後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在最後一塊未被征服的亞美尼亞人聚居地上，建立了一個有效的軍事獨裁政權。
1918年春，土耳其軍隊違反《埃爾津詹停戰協定》，向東亞美尼亞推進。亞蘭的人民獨裁政權被認為成功地在1918年5月底的薩達拉巴特戰役中阻止了土耳其軍隊。許多文件顯示，亞蘭領導了亞美尼亞對土耳其的防禦。這場戰役被廣泛認為是防止了亞美尼亞人在其家園內被徹底毀滅的關鍵。
內政部長
6月30日，霍夫漢內斯·卡恰茲努尼（Hovhannes Katchaznouni）在提比里斯組建了一個五人內閣，馬努基揚被任命為內政部長。7月19日，亞蘭、納扎爾別基揚將軍（General Nazarbekian）和德羅在葉里溫迎接了由卡恰茲努尼率領的內閣。根據霍凡尼西安（Hovannisian）的說法，「即使在內閣開始在首都運作後，仍有許多人相信內政部長亞蘭·馬努基揚實際上扮演著獨裁者的角色。」
霍凡尼西安形容亞蘭領導下的內政部「強大、普遍、有效，但也充滿爭議」。「他的部門那些具爭議性且法外的活動，激怒了達什納克楚瓊左右兩派的政黨。亞蘭對議會政府的束縛表現出不耐煩，而在當時亞美尼亞的條件下，為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甚至獨裁政權找到充分的理由並不困難。」羅納德·格里戈爾·蘇尼（Ronald Grigor Suny）寫道，亞蘭得到了那些「堅持時代需要獨裁統治」的人的支持，而「立法機構中的民主擁護者則經常批評亞蘭·馬努基揚領導下內政部的高壓手段。」
亞蘭主張全面解除亞美尼亞民眾的武裝，「作為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步驟。然而，其他人則認為，一個經歷了多年動盪和背叛的民族不會遵守交出武器的命令，並堅持允許武裝民眾為保衛國家做出貢獻。」
1918年11月15日至12月13日期間，在勞動部長哈恰圖爾·卡爾奇基揚（Khatchatur Karchikian）被殺後，馬努基揚代理勞動部長一職。
逝世與葬禮
由於大量亞美尼亞難民定居在葉里溫，1918年至1919年冬季，斑疹傷寒疫情在該市蔓延。約有兩千名孤兒和難民因此喪生。亞蘭·馬努基揚於1918年12月在探訪種族滅絕難民營時感染了斑疹傷寒。他於1919年1月26日去世。他生前生活極度貧困，「拒絕服藥，並將藥物送給窮人，他穿著舊鞋舊衣。」他的去世令人震驚，他的葬禮成為全國哀悼日，數千名葉里溫居民參加。他的傳記作者阿爾沙盧伊斯·阿斯特瓦察特里安（Arshaluys Astvatzatrian）留下了以下對他葬禮的描述：
根據理查德·霍凡尼西安（Richard Hovannisian）的說法，亞蘭——這位「戰無不勝的領袖」——的去世「加深了葉里溫的陰霾」。馬努基揚最初被安葬在姆勒公墓（今科米塔斯先賢祠）。在1930年代，葉里溫進行大規模重建（包括拆除宗教和歷史建築）期間，他的遺骸被移至科澤恩公墓，該公墓很快被改建成公園，最終他被重新安葬在葉里溫市公墓（俗稱托赫馬赫）。
1979年，一群亞美尼亞愛國者找到了亞蘭的墓碑，並於1982年8月在上面放置了一塊由加尼克·阿米爾賈尼揚（Garnik Amirjanyan）製作的十字石。
個人生活
馬努基揚於1917年在葉里溫與卡塔琳·扎利安（Katarine Zalyan）結婚。他們在一家孤兒院相識，她在那裡擔任醫生。他們的獨生女塞達（Seda）出生於1918年。卡塔琳是1919年當選為亞美尼亞議會議員的三名女性之一。亞蘭去世以及亞美尼亞被布爾什維克接管後，她成了一位失業的單身母親。她定居在俄羅斯的克拉斯諾達爾，但於1927年返回蘇維埃亞美尼亞，以填補醫生的短缺。她於1965年去世。他們的女兒塞達一直住在葉里溫，直到1976年移居莫斯科。她嫁給了著名費達伊漢索里·瓦爾丹（Khansori Vardan）的兒子。她於2005年去世。
遺產與公眾形象
在他的葬禮上，文化與教育部長尼科爾·阿格巴利安（Nikol Aghbalian）說道：「問問你們自己，是否像亞蘭一樣為亞美尼亞人民工作過，問問你們自己，是否像亞蘭一樣無私，是否像亞蘭一樣將生命獻給了亞美尼亞人民。」第一共和國的最後一任總理西蒙·弗拉特西安（Simon Vratsian）這樣評價亞蘭，他「從未背叛人民，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並為減輕他們的痛苦付出了超人的努力。」
由於在蘇維埃亞美尼亞長達70年的反達什納克宣傳，亞蘭·馬努基揚和其他在現代亞美尼亞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主要成員在很大程度上被詆毀和遺忘。雖然從1960年代開始，一些薩達拉巴特的英雄被允許談論，但任何關於亞蘭的出版物都受到嚴格限制。
歷史評價
亞蘭·馬努基揚現在幾乎被普遍認為是第一共和國的奠基人，包括歷史學家理查德·G·霍凡尼西安、傑拉德·利巴里迪安、阿爾緬·阿斯良、阿馬圖尼·維拉比揚和列翁·希里尼揚。歷史學家哈魯瓊·圖爾希安（Harutyun Turshian）形容他為「亞美尼亞整個歷史中少數的現實主義人物之一」，並認為「需要時間的距離才能看到他的偉大並正確評價他。」
亞美尼亞第一任總理霍夫漢內斯·卡賈茲努尼（Hovhannes Kajaznuni）在給妻子的信中則更具批判性。雖然他形容馬努基揚是個「強大、精力充沛、活躍且在群眾中有影響力的人」，然而，他「缺乏對國家的理解、廣闊的視野」，以及「法制感」。
重新燃起的興趣
亞美尼亞從蘇聯獨立後，政治家們努力恢復對亞蘭的紀念。為象徵亞美尼亞國家地位的復興，1990年8月23日亞美尼亞脫離蘇聯的初步獨立宣言由議會成員亞蘭·馬努基揚（Aram Manukyan）宣讀，他被選中僅僅是因為他與第一共和國的奠基人同名。然而，2009年一位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的國會議員指出，他並未被亞美尼亞公眾廣泛認識。
學者轉為政治活動家的拉斐爾·伊什哈尼揚（Rafael Ishkhanyan）在其1989年的文章《排除第三勢力法則》中高度讚揚了亞蘭·馬努基揚，該文寫於蘇聯解體和與卡拉巴赫運動相關的民族覺醒時期。在伊什哈尼揚看來，亞蘭是排除了對外國勢力任何依賴，並在沒有外國支持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新的亞美尼亞國家的最佳典範。他的兒子，人權活動家阿維蒂克·伊什哈尼揚（Avetik Ishkhanyan）也高度讚揚亞蘭·馬努基揚為「現代亞美尼亞歷史上最偉大、最強大的政治家。」阿維蒂克·伊什哈尼揚還認為，亞蘭屬於亞美尼亞人民，而不僅僅是亞美尼亞革命聯盟。
現代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的主要政治家瓦漢·霍夫漢尼西安（Vahan Hovhannisyan）在2008年表示，亞蘭·馬努基揚是亞美尼亞歷史上「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治家的最佳典範。
致敬
2018年7月17日，亞蘭·馬努基揚的雕像在共和國廣場地鐵站附近正式揭幕，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領袖赫蘭特·馬爾卡里揚（Hrant Markarian）、總理尼科爾·帕希尼揚（Nikol Pashinyan）、總統阿爾緬·薩爾基相（Armen Sarkissian）和天主教教宗加雷金二世（Catholicos Karekin II）出席了儀式。帕希尼揚在他的演講中稱亞蘭為「我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使徒」。雕像及其位置的選擇受到批評，文化部和城市發展委員會都表示了保留意見。
亞蘭·馬努基揚的半身像於2009年在亞美尼亞警察總部前揭幕，因為他是亞美尼亞第一任內政部長，該部門包括警察局。與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有關的《Yerkir Media》批評了亞美尼亞政府，稱：「去找找看還有哪個國家，用一座半身像來向其國家的奠基人致敬，更何況是放在警察總部前，僅僅因為亞蘭·馬努基揚是第一共和國的內政部長。」歷史學家季格蘭·彼得羅相茨（Tigran Petrosyants）建議葉里溫市政府在市內為亞蘭豎立一座雕像。
在卡潘，有一個社區以他的名字命名。2009年，亞蘭的半身像在該市揭幕。
2017年，一個專門從事體育和軍事訓練的教育中心在葉里溫的努巴拉申成立，並以亞蘭·馬努基揚的名字命名。
2018年5月，為紀念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亞蘭·馬努基揚和尼科爾·阿格巴利安的半身像在亞美尼亞阿爾馬維爾附近的薩達拉巴特紀念碑旁的薩達拉巴特民族誌與解放運動歷史博物館揭幕。一年後，為紀念馬努基揚誕辰140週年的紀念碑在薩達拉巴特揭幕，他的一部分遺骸埋葬於此。
亞美尼亞警察以馬努基揚命名的獎章「授予對警察系統運作發展、加強法律與秩序、打擊犯罪、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保護、以及人員教育有重大貢獻的警務人員。」
1989年，一個名為「亞蘭·馬努基揚」的志願團在阿拉拉特市成立，參加了第一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
亞美尼亞青年聯合會的加拿大分會將其在安大略省劍橋市的分部以亞蘭·馬努基揚的名字命名。
馬努基揚在葉里溫的故居
當馬努基揚於1917年搬到葉里溫時，葉里溫最富有的市民之一法迪·卡蘭塔里安（Fadey Kalantarian）將市中心一棟由建築師鮑里斯·梅赫拉比安（Boris Mehrabian）於1910年建造的兩層樓房贈予他。1919年，他故居所在的街道被重新命名為亞蘭街。蘇聯統治建立後，該街改名為布爾什維克蘇倫·斯潘達里揚（Suren Spandaryan）的名字。1991年獨立後，再次更名為亞蘭街。
這座位於亞蘭街9號的房子，現在只剩下一個沒有屋頂的空殼，並被當局「忽視」。該房產自2005年起由格倫代爾山（Glendale Hills）房地產開發公司擁有。根據記者塔圖爾·哈科比揚（Tatul Hakobyan）的報導，該房產由瑞士-亞美尼亞商人瓦爾丹·西爾馬克斯（Vartan Sirmakes）擁有，他是製錶公司法蘭克穆勒（Franck Muller）的首席執行官及亞美尼亞瑞士銀行（ArmSwissBank）的創始人。
在流行文化中
2007年，亞美尼亞公共電視台製作了一部關於馬努基揚的50分鐘紀錄片。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 關於馬努基揚
- [亞美尼亞初版]
通用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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