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姆珀參議院
蒙珀參議院的任期為1989年3月16日至1991年1月24日，最初作為西柏林政府，並在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後，與東柏林的施維齊納市政會共同組成新成立的柏林邦政府。在1989年1月29日眾議院選舉中意外獲勝後，由柏林社會民主黨（社民黨）與民主與環境保護替代名單（替代名單）組成的紅綠聯盟，取代了先前由埃伯哈德·迪普根領導的基民盟/自民黨政府。市長由華特·蒙珀（社民黨）擔任。該社民黨/替代名單聯盟是繼黑森邦的第三屆伯爾納政府（1985年至1987年）後，德國第二個紅綠邦政府。
柏林圍牆的倒塌不僅是柏林的轉捩點，也是該參議院二十個月任期中的轉捩點。在德國與柏林統一後，蒙珀參議院與施維齊納市政會共同作為全柏林政府執政了三個多月。由於持續不斷的衝突，替代名單於1990年11月15日退出聯盟，而此時距離原已排定的新一屆眾議院選舉僅剩兩週。其原因是埃里希·佩措爾德（社民黨）所發動的美茵茨大街之戰。在1990年12月2日的首次全柏林眾議院選舉中，社民黨與替代名單雙雙慘敗。
前提條件
埃伯哈德·迪普根領導下的基民盟/自民黨參議院
在昔日社民黨的西柏林大本營，基民盟自1975年起成為眾議院的最大黨團，並自1981年起擔任市長。曾在1963年選舉中以61.9%的得票率創下柏林戰後史上次佳成績的社會民主黨，此後幾乎在每次選舉中都遭受損失。1984年理查·馮·魏茨澤克當選聯邦總統後，埃伯哈德·迪普根領導了一個基民盟/自民黨參議院。被視為缺乏魅力、長於幕後操縱的技術官僚迪普根，在1985年3月10日的柏林眾議院選舉中明確獲得連任。基民盟在眾議院擁有69個席次，社民黨獲得48席，替代名單15席，自民黨12席。
安特斯醜聞在整個第十屆立法會期被揭露。直到1981年政權更迭前，陷入所謂「紅色泥沼」或「柏林關係網」的是社民黨，從加爾斯基事件到克萊塞爾事件等不一而足。然而，即使是理查·馮·魏茨澤克也未能改變這座孤島城市中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關係網絡；他在其政府聲明中曾猛烈批評這種既有的鑽營取利與任人唯親的體制為「黨派政治」。恰恰相反，在基民盟政府治下，腐敗體系變得更加根深蒂固。迪普根的地位所依賴的一群基民盟高層政治人物的個人、極其緊密的網絡，如今被證明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基民盟的建築參議員克勞斯·法蘭克和自民黨的環境參議員霍斯特·費特不得不下台，而內政參議員海因里希·盧默也因先前與德國國家民主黨合作而必須辭職。基民盟將此醜聞輕描淡寫，並自視為一場「抹黑運動」的受害者。
選戰
儘管醜聞纏身，迪普根在柏林仍相對受歡迎，即使他被認為形象平淡，遠不及馮·魏茨澤克、威利·布蘭特或恩斯特·路透那樣備受敬重。多項民調顯示，若能直選市長，在主要候選人埃伯哈德·迪普根與華特·蒙珀之間，約有60%的柏林市民會選擇迪普根。他得益於1987年750週年慶典及1988年西柏林擔任歐洲文化之都時一連串密集的重大活動，這些活動似乎掩蓋了柏林的政治問題與基民盟的醜聞。基民盟完全仰賴市長優勢。大部分的選舉海報都印上市長的肖像，配上競選口號「柏林需要他」，後來改為「柏林想要他」。
另一方面，社民黨則避免將選舉個人化，在選戰中並未特別突顯其主要候選人華特·蒙珀，他自1985年3月起擔任社民黨黨團領袖，並自1986年6月起擔任黨主席。社民黨將重點集中在傳統的社會民主政策領域。自1987年起，他們發起了關於租金管制、土地利用計畫設計、婦女平權以及反對波昂基民盟/自民黨聯盟的衛生政策等運動。
隨著選舉日臨近，選戰變得日益空洞。選舉海報上的口號似乎可以互換，有時甚至令人費解：「快樂新柏林」（基民盟）、「柏林即自由」（社民黨）或「快樂的1993年」（自民黨）。只有替代名單積極地提出對民眾重要的議題，但他們依賴另類社群，並迴避昂貴的廣告措施。選舉前不久，首次參選的極右翼政黨共和黨人，以帶有排外與威權色彩的電視廣告，以及一場由聯邦主席弗朗茨·舍恩胡伯主導並伴隨著激烈反示威的活動，製造了兩極分化與論戰。
選前社民黨與替代名單對紅綠聯盟的態度
由於赫爾穆特·柯爾領導的基民盟/自民黨聯邦政府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聲望似乎正無可挽回地流失，一股求變的氛圍正在形成，且在1990年12月的聯邦選舉中，紅綠多數似乎成為可能，因此柏林的社民黨/替代名單政府可作為紅綠聯邦政府的試金石。然而，由於選前幾乎無法想像社民黨與替代名單能彌補與基民盟/自民黨政府之間約12個百分點的差距，替代名單，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在投入選戰時並未認真考慮過可能組建聯合政府。
鑒於預測的選舉結果，社民黨很容易就排除了與替代名單結盟的可能性，從而安撫受驚的選民。另一方面，替代名單在1985年眾議院選舉前夕曾拒絕任何可能的聯盟甚至僅是容忍，但此次則決定宣布與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意願。西柏林特殊的孤島狀態，導致替代名單相對於聯邦綠黨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它在該市的左翼另類光譜中特別強大，而傳統的環保主義者則未扮演任何特殊角色。此外，替代名單在形式上獨立於聯邦政黨，即使它扮演了邦級協會的角色。在1980年代主導並威脅要分裂聯邦黨的、追求執政的現實派（Realos）與專注於根本性反對的基本教義派（Fundis）之間的爭議，在替代名單中從未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相反地，替代名單被視為一個相對同質、但立場明確偏左的地區性協會，並將基層民主決策過程置於特別高的優先地位。
選前民調
儘管安特斯醜聞讓柏林基民盟陷入困境，但在選舉日前三週的民調仍預測基民盟/自民黨聯盟將獲得明顯多數。直到選舉前幾天，才有跡象顯示兩大政治陣營將陷入激烈競爭，儘管黑黃聯盟（基民盟/自民黨）仍佔多數，且基民盟對社民黨的領先優勢明顯。根據自由柏林廣播公司（SFB）雜誌委託Infas所做的調查，24%的受訪者認為勞動市場狀況是最重要的議題，23%認為是環境保護，20%認為是住宅建設。兩週前，《亮點》（Stern）雜誌委託的一項調查顯示，租金和住房短缺是最重要的議題，其次是外國人問題和大學過度擁擠。
1989年1月29日眾議院選舉
1989年1月29日的眾議院選舉在多方面都出乎意料：原被認為穩操勝券的基民盟慘遭重挫，得票率為37.7%，暴跌8.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社民黨得票率增長4.9個百分點至37.3%，並以55個議會席次與基民盟平起平坐。加上同樣有所斬獲的替代名單（11.8%，增加1.2個百分點），紅綠聯盟取得了明確多數，因為基民盟先前的執政夥伴自民黨—同樣令人意外地以3.9%的得票率（下跌4.6個百分點）明顯未能重返眾議院。第三個完全未被預測到且令人震驚的結果是共和黨人的加入，他們首次參選便獲得7.5%的選票，從而拿下十一席。
組建聯盟
聯盟談判
選舉當晚，華特·蒙珀拒絕了替代名單再次提出的合作提議，稱其「不具備執政能力」。選舉後，組建大聯合政府的選項立即浮現。另一方面，社民黨與替代名單大幅斬獲，取得了明確多數，而先前的執政聯盟則明顯被選民淘汰。因此，作為與替代名單結盟的唯一替代方案，社民黨/基民盟聯盟在社民黨基層中並未獲得多數支持，特別是民調顯示只有17.2%的柏林市民希望有這樣一個政府，而23.9%則支持紅綠聯盟。
幾天後，非正式會談展開，社民黨方面由華特·蒙珀、克羅伊茨貝格區區長格爾德·瓦滕貝格和前邦主席尤爾根·埃格特參與，替代名單方面則有貝恩德·克普爾、哈拉爾德·沃夫和雷娜特·庫納斯特。漢斯-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貝勒是替代名單最知名的成員之一，黨內左翼的代表人物，並在1990/91年擔任聯邦黨發言人，但他只出席了幾次會議。替代名單的代表會議批評這類討論，因其違背了基層民主原則，但最終批准了初步談判。1989年2月11日，作為黨內最高決策機構的黨員大會，以99.8%的出席者多數票贊成進行正式的聯盟談判。替代名單在進入1989年2月13日開始的聯盟談判時，沒有任何可辨識的策略或實質性準備。唯一的談判基礎是替代名單的全部黨綱，而該黨綱完全是為反對黨團量身打造的，由一系列零散的訴求集合而成。
在與替代名單談判的同時，華特·蒙珀也與埃伯哈德·迪普根進行了聯盟會談。針對替代名單，他提出了幾個「試金石」，即承認國家暴力壟斷、盟軍在柏林的權利與存在，以及柏林與聯邦的聯繫，並將其作為結盟的前提條件。替代名單要同意並不容易，因為這些議題在黨內備受爭議。透過讓對方同意，蒙珀從一開始就成功地約束了替代名單，並得以合理化自己的路線轉變。
聯盟協議於1989年3月初簽署。替代名單在聯盟協議中成功地堅持了自己的主張，特別是在生態都市更新領域，該領域成為聯盟的指導原則。事實證明，將大約30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作為「試驗性指令」納入聯盟協議是有問題的，這意味著重要的分歧點被擱置未決。
談判結果在1989年3月11日和12日的替代名單黨員大會上，以令人驚訝的80%明確多數票和近乎亢奮的氣氛中獲得批准。主張容忍社民黨少數政府而非加入聯盟（左翼論壇的哈拉爾德·沃夫和比爾吉特·阿肯斯特特曾以談判委員會少數意見提出此案），或與社民黨重新談判（此動議由迪特·昆策爾曼等人提出）的動議均未獲通過。同樣在3月12日，社民黨的一次特別黨代表大會也批准了與替代名單的聯盟。
參議院的人事安排
直到實質性談判完全結束後，關於部門結構的談判才開始。替代名單要求掌管環境部門，並獲得了「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參議院辦公室」。婦女部門對替代名單也同樣重要。它以放棄任命一位女性市長，即副政府首腦的權利作為交換。此職位由社民黨的衛生與社會事務參議員英格麗·史塔默接任。替代名單獲得的第三個參議院辦公室是教育、職業培訓與體育。這意味著所有傳統部門都歸社會民主黨所有。根據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貝勒的說法，替代名單在這方面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因為它「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希爾德·施拉姆成為眾議院副議長，替代名單還提供了四名邦秘書，以及副參議院新聞發言人英格維爾德·基勒。
除了前衛生參議員埃里希·佩措爾德（現任內政參議員）和新任經濟參議員彼得·米切爾林（1974至1980年任勞工事務參議院主任）外，社民黨沒有考慮任何前參議院成員。新任參議院辦公廳主任迪特·施羅德曾有參議院成員經驗，最近的職務是國際法教授。市長兼衛生與社會事務參議員英格麗·史塔默先前是市議員，而司法參議員尤塔·林巴赫則是自由大學的法學教授。諾伯特·邁斯納曾是「青年社會工作組織」的研究主任及黨內左翼代表，出任財政參議員，沃夫岡·納格爾在此之前是社民黨黨團的建築政策發言人及德國都市事務研究所的編輯。記者安克·馬蒂尼-格洛茨從波昂的社民黨黨部執行委員會調至柏林擔任文化參議員，社會科學家兼自由大學副校長芭芭拉·里德米勒-澤爾成為科學參議員。來自社民黨右翼的柏林金屬業工會主席霍斯特·瓦格納，接管了勞工、交通與工程參議院辦公室，而在柏林長大、曾任漢堡大學法學教授兼副校長的海德·普法爾，成為聯邦事務參議員。因此，大多數參議院成員幾乎沒有行政經驗。
在替代名單的黨員大會上，實際的人事辯論是在聯盟協議批准後才開始的。黨團主席、公認的左翼整合人物海蒂·比紹夫-普夫蘭茨被考慮出任婦女、青年與家庭事務參議員，但被她拒絕了。最終，他們商定了三位基本上不知名的專業政治家，他們沒有一人是黨團成員，甚至不是替代名單的成員，因此不被期望會將黨內衝突帶入政府工作。經濟學家、綠黨聯邦議院黨團研究助理、唯一一位（西德）綠黨成員的女參議員米夏埃萊·施賴爾，接管了重要的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跨部門職務。婦女部門由律師、曾任聯邦議院華特勞德·紹佩研究助理的安妮·克萊恩擔任，她在與替代名單婦女政治家海爾加·亨切爾的激烈辯論中勝出。教育、職業培訓與體育參議員是柏林教育與科學工會副主席西比勒·沃克霍爾茨。兩人均為無黨籍。左翼的聯盟懷疑論者哈拉爾德·沃夫被委以執行委員會成員的任務，以加強黨、黨團和參議員之間的協調。
蒙珀參議院有八位女性參議員和五位男性參議員以及市長，是德國第一個女性佔多數的邦政府。兩黨的女參議員在每次參議院會議前，都會在海德·普法爾家中舉行所謂的「女巫早餐會」。眾議院於1989年3月16日選出了新一屆參議院，其特殊之處在於，柏林的每位參議員都必須由眾議院單獨選舉產生。
參議員與邦秘書名單
公眾反應
由於替代名單從一開始就堅持最大程度的透明化，公眾總是能充分了解聯盟談判的狀況。在聯盟談判期間，大量來自左翼另類社群的倡議團體和機構向替代名單提出了由個人利益驅動的要求。西德方面的建議也不乏其人。例如，作為基本教義派（Fundis）的代表人物、至1988年12月擔任綠黨聯邦發言人的尤塔·迪特富特，她從根本上致力於反對工作，因而拒絕參與政府。另一方面，於1989年11月轉投社會民主黨的現實派（Realos）奧托·席利，則建議社民黨在「試金石」問題上「保持非常堅定」。席利以及替代名單內圍繞「行動中的綠豹」團體的光譜人士，他們都熱衷於組建聯盟，試圖利用這個機會按照他們的利益來改革黨。1990年3月，在杜伊斯堡的綠黨聯邦大會上，施特勒貝勒發表演說，將柏林的紅綠聯盟描述為「世紀的機遇」，並獲得了熱烈掌聲，此後代表們以壓倒性多數支持了柏林的聯盟路線。
基民盟事先就強烈反對紅綠聯盟。迪普根將即將成立的政府聯盟形容為「瘋狂聯盟」。他宣布，萬一惹人厭的人物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貝勒成為司法參議員，他將發起一場反對參議院的公民投票。一個親基民盟的「不危及柏林未來倡議」組織在選帝侯大道上組織了一場示威，反對計畫中的「毀滅聯盟」，約有1000名示威者參加。柏林基民盟得到了聯邦黨的支持。其總書記海納·蓋斯勒描繪了一幅左翼委員會制度和無力負擔的社會福利的黯淡景象。聯邦議院議員愛德華·林特納暗示「對東德的奴顏婢膝」，並聲稱柏林「有變得無法治理的威脅，最終將任由暴力示威擺布」。魯道夫·賽特斯批評說，「選民被欺騙、被撒謊、被背叛」，因為蒙珀在選前一直排除與替代名單結盟。一份題為「社民黨：背叛選民」的基民盟文件對希爾德·施拉姆進行了論戰性的描述：「作為希特勒軍備部長施佩爾的女兒，她正在替代名單中清算過去。」在聯邦議院的一次即時辯論中，自民黨主席奧托·格拉夫·蘭布斯多夫認為該市正走在「通往柏林獨立政治實體之路」上，即追隨東德的理念。
該市佔主導地位的斯普林格集團媒體（《柏林日報》、《圖片報》、《世界報》、《柏林晨郵報》）一直堅定地站在基民盟一邊。然而，《柏林晨郵報》也鑑於在聯盟談判期間就已對可能的紅綠參議院提出的嚴厲、有時甚至是非理性的批評，稱基民盟的打擊是卑劣的。甚至在談判開始前，像《法蘭克福匯報》這樣的保守派全國性媒體就預測，如果紅綠政府成立，柏林將會經濟衰退。自由派批判性、發行量較低的《每日鏡報》則對蒙珀參議院較為同情。在聯盟談判期間，小型報紙《日報》（taz）在左翼另類社群中營造了一種對紅綠聯盟可能性的亢奮樂觀氣氛。
德國工商業協會總幹事弗朗茨·紹瑟建議暫停投資，因為柏林可能正走向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柏林工商業會議所稱聯盟協議中存在「一整套干預主義措施」，卻無法更具體地指出是哪些。另一方面，其主席稱海納·蓋斯勒關於紅綠參議院會毀掉經濟的說法是「宣傳」。
1990年11月前紅綠參議院的工作
聯盟的最初幾個月
直到1989年夏天，社民黨與替代名單的合作都以共同解決衝突的願望為特點。與反對派預期紅綠聯盟不會獲得多數、選民會感到被欺騙的情況相反，1989年5月的民調顯示，若舉行新選舉，社民黨和替代名單都將取得進一步斬獲，而基民盟和共和黨人則會比1月份的選舉失利。
第一個導致社民黨與替代名單衝突的考驗，是關於是否繼續擴建魯道夫·維爾肖大型醫院，同時放棄夏洛滕堡大學醫院的爭議，這是前基民盟/自民黨參議院的項目，替代名單希望推翻。另一個爭議點是修建一條電力線路，這也是迪普根參議院發起的，旨在將柏林與西德電網連接起來。由於替代名單的黨員大會給予參議員們否決該項目的強制性授權，且不准討論任何妥協方案，聯盟首次面臨瓦解的危險。基層也出於生態原因，嚴格反對在希肖街設立新的邊境口岸。在這三個案例中，參議員和議會黨團都推翻了基層的投票，以繼續維持聯盟，而這並未受到黨的制裁。結果，未來黨員大會的指令變成了口頭上激進的空洞公式，再也無法對社民黨產生威脅效果。相比之下，在最初的保留意見後，社會民主黨同意了替代名單提出的一項法案，引入市政層級的外國人投票權。
早在1989年3月，替代名單在其作為執政黨的新角色中，首次與左翼另類社群，更確切地說是與自治場景發生衝突，當時克羅伊茨貝格的幾棟房屋被佔領，並在替代名單參議員的同意下被清場。1989年5月1日，儘管警方採取了降溫策略，克羅伊茨貝格仍爆發了激烈的街頭戰鬥，替代名單的處理方式也類似。
參議院以生態為由採取了極不受歡迎的措施，引發了激烈的抗議。在AVUS高速公路約六公里的路段上實施了速限，該路段直到那時為止是柏林唯一沒有速限的高速公路。柏林市民認為這是對他們生活方式的嚴重侵犯，因為他們先前將其視為自由的象徵，可以在通過東德的過境路線、越過德萊林登邊境口岸後加速。全德汽車俱樂部（ADAC）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每晚都動員反對示威。格魯內瓦爾德的哈維爾大道對私人車輛關閉、在住宅區引入時速30公里的區域，以及廣泛設立公車專用道，也伴隨著抗議活動。特別是選帝侯大道上的公車專用道，遭到了基民盟等方面的激烈反對。相比之下，為柏林交通公司引入環保卡則沒有引發任何抗議。
1989年夏末，社民黨與替代名單之間開始出現相互不信任的階段。聯盟氣氛的一個轉捩點是日托中心教師為期十週的罷工失敗，他們要求簽訂集體協議並改善工作條件。在柏林戰後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中，替代名單站在了幼兒園教師一邊，而社民黨則拒絕與罷工者談判。鑒於參議院內日益緊張的局勢，議會黨團的每週會議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聯盟委員會很快就失效了，但從1989年秋天起，這個會議成為了合作的真正基礎。
1989年11月9日前的對東德關係
替代名單對東德及德國分裂的態度，其典型表現是1989年5月25日，眾議院副議長希爾德·施拉姆拒絕念出眾議院自1955年以來開幕時的慣例告誡詞：「我宣告我們不屈不撓的意志，即德國及其首都柏林必須在和平與自由中統一。」即使在社民黨的廣泛圈子裡，談論統一也早已被視為謊言。雖然聯邦黨內一些領先的綠黨成員，如佩特拉·凱利、格爾特·巴斯蒂安、盧卡斯·貝克曼、威廉·克納貝或米蘭·霍拉切克，有時還有安特耶·福爾默，與東德的反對派圈子保持著特別密切的聯繫，且綠黨整體上是所有西德政黨中與東德反對派關係最密切的，但替代名單中尤其具影響力的克羅伊茨貝格區協會卻極度親近統一社會黨。這甚至到了1983至1985年間擔任聯邦議院議員的克羅伊茨貝格區的迪爾克·施耐德，被綠黨聯邦議院議員視為「統一社會黨在綠黨黨團的常駐代表」。統一後，專門針對東德反對派工作的施耐德，以及前克羅伊茨貝格區區長候選人克勞斯·克魯瓦桑等人，被揭露為國家安全部的僱員。不論他們對反對派的立場以及對東德人權的評價如何，接受德國兩國並存的現實，在綠黨和替代名單中幾乎沒有爭議。
1989年6月19日，華特·蒙珀在東柏林會見了埃里希·昂納克。這次會晤在外交和禮賓問題上需要冗長的談判，被視為社民黨-綠黨聯盟對德及對柏林政策的試金石。早已與統一社會黨保持經常性接觸的柏林社民黨，在這次會晤中提出了激進的建議。例如，它提出將西柏林更緊密地融入東德經濟，同時取消聯邦的特別補助。此外，首席談判代表哈里·里斯托克甚至將柏林圍牆承認為西柏林「和平生活」的「機會」。由於他儘管作出各種讓步，仍強調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聯繫，統一社會黨的反應謹慎。昂納克拒絕了東西柏林聯合申辦奧運會的提議，並提到了萊比錫的申辦。不過，蒙珀確實成功地讓西柏林人前往東柏林及周邊地區變得更容易。鑒於未來幾個月的快速發展，這次會晤的意義 dwindled to an inconsequential side note in history。
甚至在圍牆倒塌前，柏林已出現明顯的變化。在波蘭，團結工聯改變了局勢並創造了新的自由。由於柏林不僅鄰近，而且根據盟軍總指揮部的命令，來自東歐的訪客可以在該市免簽證停留30天，波蘭人成群結隊地湧入西柏林。最明顯的變化是離波茨坦廣場不遠的「波蘭市場」，以及動物園車站附近康德街上的許多進出口商店。此外，來自東德的出走者數量不斷增長，對他們來說，西柏林往往比西德更感親切，因此大批人遷居於此。一年內三萬七千名新來者，一天內五百人，開始將這座城市推向其承載能力的極限。替代名單希望像對待其他國家的尋求庇護者一樣對待來自東德的移民，但這對蒙珀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儘管發生了種種變化，參議院仍堅持其政治路線，即始終與統一社會黨進行談判，幾乎不承認東德的反對派。這種僵硬的立場是基於對東德若發生動亂以及蘇聯可能干預將給西柏林帶來嚴重問題的恐懼。這種只與官方國家機關打交道的政策，導致例如替代名單的環境參議員施賴爾簽署了一份合同，將西柏林的有毒廢物在布蘭登堡的沃爾克津垃圾場處理，儘管這完全違背了所有環境準則，且東德的環保團體也對此提出強烈抗議。蒙珀本人則將1989年10月7日東德社會民主黨（SDP）的成立視為一個無效的干擾因素。
10月29日，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發言人君特·夏波夫斯基向華特·蒙珀通報了放寬旅行規定的計畫。由於蒙珀意識到這將意味著數十萬訪客的到來，他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為來自東柏林和東德的增加的訪客和旅行交通做準備」。在圍牆開放當天的中午，蒙珀得知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當天將決定新的旅行規定，並讓柏林交通公司處於戒備狀態。儘管1989年11月9日圍牆開放的時間和方式出人意料，但參議院並非完全措手不及。
圍牆倒塌的轉捩點
柏林圍牆的倒塌
隨著1989年11月9日圍牆的開放，地方政治與世界政治最後一次重合，就像恩斯特·路透在柏林封鎖期間或威利·布蘭特在圍牆建造時一樣，市長在柏林成為一個正常的聯邦邦之前，也同時是一位外交政治家。圍牆倒塌的第二天，議會無法就一項聯合決議達成共識，因為替代名單嚴格堅持德國兩國並存，並且「統一」一詞決不能出現在文本中，因為這是一個「反動的計畫」。當蒙珀、迪普根和議會議長尤爾根·沃爾拉貝與來自波昂的貴賓赫爾穆特·柯爾、漢斯-迪特里希·根舍和威利·布蘭特一起走上舍訥貝格市政廳的陽台時，總理的演講和不協調的德意志之歌歌聲被聚集的人群的噓聲所淹沒。
柏林圍牆的開放讓華特·蒙珀以「戴紅圍巾的男人」的形象聞名全德乃至世界，他不斷出現在電視上，其聲望也大大提高。他被吹捧為未來可能的社民黨主席和總理候選人。雖然蒙珀在圍牆倒塌後立即確認了兩國體制，但鑑於實地經驗和事態的發展，他迅速轉向了統一的路線。這使他與聯邦黨產生了分歧，因為總理候選人奧斯卡·拉方丹拒絕兩個德國迅速統一。由於拉方丹的這種立場日益使社民黨陷入邊緣化的境地，1990年5月，媒體甚至在當前的選戰中討論將主要候選人從拉方丹換成蒙珀。
與東柏林市政會的共同工作
情勢的改變迅速使柏林面臨全新的問題，例如急劇增加的交通量。僅在圍牆倒塌後的那個週末，就有約兩百萬人湧入西柏林，城市快鐵（S-Bahn）和地鐵（U-Bahn）人滿為患，車站不得不關閉。大量新設的邊境口岸給交通路線帶來了額外壓力。為處理這些問題，成立了一個聯合區域委員會來協調西柏林和東柏林。然而，德國以及柏林的統一似乎仍遙遙無期。因此迪普根將目標定在1995年。然而，發展速度顯著加快，主要由於對迅速實現貨幣聯盟的渴望以及移民向西方的持續流動。
1990年5月6日的首次自由市政選舉中，東柏林的社民黨獲得了34.0%的選票，而基民盟僅獲得17.7%。由於被認為無法組建聯盟的統一社會黨後繼政黨民社黨（PDS）取得了強勁的成績（30.0%），導致了由施維齊納市政會領導的大聯合政府。如同在1990年3月18日的首次自由人民議會選舉中，基民盟意外地明確獲勝，以及後來在1990年12月2日的聯邦議院選舉中一樣，公民運動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聯盟90獲得了9.9%的選票，綠色名單獲得2.7%。公民運動所偏好的、在持續存在的東德中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模式，顯然對選民沒有吸引力。
1990年6月12日，在華特·蒙珀和蒂諾·施維齊納的領導下，參議院與市政會的首次聯席會議（「Magi-Senate」）在紅色市政廳舉行。此後，會議輪流在紅色市政廳和西柏林的舍訥貝格市政廳舉行，最後因後者技術條件較好而只在那裡舉行。兩位主持市長以及13位參議員和市議員各自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議院和市政會的法案在通過決議前，由負責的參議員和市議員共同提交。下級行政管理必須標準化，自1948年以來的不同發展也必須相互適應。在市政會辦公室內設立了一個市政會辦公廳，以現有的參議院辦公廳為藍本。協調的結構也旨在促進城市行政的最終統一。根據東德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的《統一条約》，自1990年10月3日統一之日起，直到選出聯合市政府為止，由蒂諾·施維齊納（社民黨）領導的參議院與市政會作為雙重政府正式執政。鑑於圍牆倒塌後的快速發展以及柏林統一為一個城市，眾議院的新選舉定於1990年12月2日，即聯邦議院選舉的同一天舉行。
對參議院來說，當1990年初財政部長特奧·魏格爾和社民黨在聯邦議院的財政政策發言人英格麗·馬特烏斯-邁爾都質疑柏林補助金（佔西柏林預算的一半，包括柏林津貼）時，問題變得棘手，因為其基礎也隨著圍牆的倒塌而消失了。雖然根據華特·蒙珀的說法，赫爾穆特·柯爾承諾不會動柏林補助金，但聯邦內閣在1991年初決定在1994年前逐步削減。
聯盟的終結
聯盟危機的升級
圍牆倒塌後出現的新問題顯著加劇了紅綠聯盟的危機。柏林一夜之間失去了其「都市生態圈」的角色，從最外圍的邊緣地帶轉移到了德國政治和各種利益的中心。社民黨和替代名單之間以改革為導向的「衝突聯盟」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先前的政策必須持續地繼續下去，因此黨內外對聯盟的批評者數量不斷增長。華特·蒙珀本人後來承認，他私下裡確信與替代名單的聯盟對於未來的任務來說過於不穩定，但在大聯合政府中也看不到替代方案。決策漸漸由圍繞華特·蒙珀的一個小圈子做出。參議院辦公廳主要負責德國和統一政策，幾乎將替代名單排除在外，但後者對這一政策領域也興趣不大。這種領導風格在社民黨內部也受到了批評。
當替代名單公開反對將波茨坦廣場的一大片土地出售給戴姆勒-賓士時，這是它少數幾次獲得媒體、都市計畫師以及部分社民黨人士廣泛支持的案例之一。華特·蒙珀和建築參議員沃夫岡·納格爾繼續了在圍牆倒塌前就已開始的談判，卻沒有處理期間已改變的局勢，同意了一個低廉的售價，並且沒有充分告知他們的議會黨團或他們的聯盟夥伴。因此，都市發展參議員施賴爾拒絕了必要的副署，並推動了一場都市計畫競賽來設計該區域。當在眾議院簽署購買協議時，社民黨在基民盟的支持下通過了該協議，而替代名單則投了反對票，儘管聯盟協議明確禁止議會黨團以變換多數進行投票。同樣在1990年夏天，米夏埃萊·施賴爾反對哈恩-邁特納研究所一座原子實驗反應堆的建築許可。這個對聯盟來說成為又一次考驗的爭議問題，從未達成決議。
替代名單在引入自然保護中的協會訴訟權、公共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節能法案、殘障與非殘障兒童的融合班、設立同性戀生活方式控制中心以及一部邦級反歧視法等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聯盟協議中所有的審查授權都以違背替代名單理念的方式決定。1990年3月，替代名單議會黨團領袖海蒂·比紹夫-普夫蘭茨因對執政聯盟內部日益增多的失敗感到失望而辭職。雷娜特·庫納斯特被選為其繼任者，她與社民黨議會黨團領袖迪特馬·斯塔費爾特的密切合作維持了聯盟的生命。1990年6月，聯盟的解體被提上替代名單黨員大會的議程，但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無條件繼續。1990年秋天，一波退黨潮和對聯盟的內心疏遠達到了高峰，當時哈拉爾德·沃夫、比爾吉特·阿肯斯特特和阿斯特麗德·蓋澤等人於9月退黨，而圍繞海蒂·比紹夫-普夫蘭茨的其他活動家則在11月退黨。
替代名單退出聯盟
1990年11月14日，內政參議員埃里希·佩措爾德（社民黨）下令清場自1990年4月以來被佔領的腓特烈斯海恩區美茵茨大街的13棟房屋，這是柏林戰後時期最大規模的警察行動之一。這引發了激烈的街頭戰鬥。佩措爾德既沒有事先通知替代名單有關清場的事，也沒有允許他們在行動中進行干預。
因此，在1990年11月15日，距離已排定的新選舉還有兩週多的時間，替代名單終止了聯盟。三位女參議員於11月19日辭職，儘管她們並不同意替代名單議會黨團和執行委員會的決定。海德·普法爾從西比勒·沃克霍爾茨手中接管了教育、職業培訓與體育參議院辦公室，諾伯特·邁斯納從米夏埃萊·施賴爾手中接管了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參議院辦公室，英格麗·史塔默則從安妮·克萊恩手中接管了婦女、青年與家庭參議院辦公室。替代名單議會黨團和執行委員會計劃的對蒙珀的不信任動議，因受到黨基層的壓力而未被提出。
聯盟的破裂來得突然，對許多觀察家來說是突兀的，但它僅僅標誌著日益充滿衝突的政府合作的結束。回顧起來，哈拉爾德·沃夫將其描述為替代名單的一個問題，即執政黨之間沒有像黑森邦的核政策那樣單一、特別嚴重的爭議點，而是有許多較小的爭端，這意味著退出政府對公眾來說說服力較小。做出中斷聯盟的決定，是因為知道兩週後無論如何都會舉行新的選舉，這使得決定變得更容易。眾議院在本屆立法會期內的工作已經停止。結束合作顯然也有戰術上的原因：替代名單以此舉向其不滿的核心選民推薦自己，而同樣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是考慮到中產階級選民圈，也適合社民黨。
1990年12月2日眾議院選舉
隨著1990年12月2日的眾議院選舉，民主選舉自1946年以來首次在全柏林舉行。作為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它與1990年聯邦選舉同日舉行，而西柏林居民也能夠首次參與。根據《四強協定》，在此之前，只有眾議院能夠委派不具投票權的所謂柏林議員到聯邦議院。柏林市民對眾議院選舉的興趣高於聯邦議院選舉，因為後者被認為已成定局，而眾議院選舉則預計會有激烈競爭的結果。儘管退出了聯盟，替代名單並未排除在選舉後再次與社民黨合作的可能性。
與1989年的結果一樣，1990年選舉的明確結果也是一個大大的意外。社民黨和替代名單都遭受了重大失敗。在柏林的西部地區，即與1989年相比，兩黨分別損失了7.8%和4.9%，而基民盟的得票率為49%，社民黨為29.5%。在整個柏林，社民黨獲得了30.4%的選票，而基民盟獲得了40.4%，儘管在東部地區，基民盟的得票率遠遠落後於社民黨。替代名單和一個名單聯合體「聯盟90/綠黨/獨立婦女協會」（一個由東德綠黨、聯盟90和獨立婦女協會組成的選舉聯盟）在選舉中分開競選，總共獲得了9.2%的選票。選舉後，他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議會黨團，並於1993年合併。隨著獲得9.2%選票的民社黨（PDS）的出現，替代名單和社民黨在左翼陣營面臨競爭。然而，這個統一社會黨的後繼政黨在這次選舉中在西柏林尚未扮演重要角色，僅獲得1.1%的選票，而在城市東部則為23.6%。一些前左翼替代名單成員如迪爾克·施耐德、哈拉爾德·沃夫和克勞斯·克魯瓦桑代表民社黨參選。施耐德和沃夫通過邦名單進入了眾議院。自民黨以7.1%的得票率重返眾議院。正如預期的那樣，共和黨人以3.1%的得票率未能達到百分之五的門檻。
大聯合政府與後續發展
由於黑黃聯盟（基民盟/自民黨）未能獲得多數，一個由埃伯哈德·迪普根領導的大聯合政府（第三屆迪普根參議院）成立了。在迪普根之前，只有兩位總理，漢堡的馬克斯·布勞爾和下薩克森邦的欣里希·威廉·科普夫，曾在1950年代被選下台後成功重返政府首腦的職位。蒙珀痛苦地宣稱紅綠聯盟是「一個過時的模式」，他沒有成為新參議院的成員，但最初仍留任黨魁。
隨著蒙珀參議院的結束，繼黑森邦之後的第二個紅綠聯盟也提前瓦解。然而，自1990年6月21日起，下薩克森邦已存在社民黨和綠黨的聯盟（施若德第一屆內閣），自1990年11月1日起，布蘭登堡邦也存在一個有聯盟90參與的紅綠燈聯盟（施托爾佩第一屆內閣）。由於在1989/90年度，約有850名新的、普遍持現實政治導向的成員加入了替代名單，而近700名多位左翼的黨員則離開了，該黨作為一個明顯左傾的邦級協會的形象相對化了。這一發展在下一個立法會期因與東柏林的聯盟90合併而得到加強，而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經驗也促進了一項結構性改革，在1990年後削弱了替代名單的基層民主元素。直到第一次紅綠實驗的十一年後，社民黨和現在的「聯盟90/綠黨」才在柏林組建了另一個短期政府。在埃伯哈德·迪普根領導的大聯合政府瓦解後，克勞斯·沃維雷特組建了一個由民社黨容忍的紅綠少數政府（沃維雷特第一屆參議院）。這個紅綠參議院僅維持到2002年1月17日，並在2001年10月21日眾議院選舉後，被沃維雷特領導的紅-紅-紅（應為紅-紅）參議院所取代（沃維雷特第二屆參議院）。
文獻
- Berliner Koalitionsvereinbarung zwischen SPD und AL vom 13. März 1989, published by the SPD Berlin, Berlin 1989
- Gudrun Heinrich: Rot-Grün in Berlin. Die Alternative Liste in de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1989–1990. Schüren, Marburg 1993, ISBN 3-89472-079-4
- Gudrun Heinrich: Rot-Grün in Berlin 1989–1990. In: Joachim Raschke: Die Grünen. Wie sie wurden, was sie sind. Bund, Köln 1993, p. 809–822, ISBN 3-7663-2474-8
- Eckhard Jesse: Die Wahl zum Abgeordnetenhaus von Berlin am 7. Dezember 1990. Die Korrektur der Korrektur von 1989.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22 (1991), p. 390–405
- Walter Momper: Grenzfall. Berlin im Brennpunkt deutscher Geschichte. Bertelsmann, München 1991, ISBN 3-570-02284-6
- Wilfried Rott: Die Insel. Eine Geschichte West-Berlins 1948–1990. C. H. Beck, München 2009, ISBN 978-3-406-59133-4
- Horst W. Schmollinger: Die Wahl zum Abgeordnetenhaus von Berlin am 29. Januar 1989. Ein überraschender Wandel im Parteiensystem. In: Zeitschrift für Parlamentsfragen 20 (1989), S. 309–322
- Michaele Schreyer: Rot-Grün – Ein Auslaufmodell? Die Lehren aus Berlin. In: Ralf Fücks (Hrsg.): Sind die Grünen noch zu retten? Rowohlt, Reinbek 1991, ISBN 3-499-13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