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莫爾迪尼

安東尼奧·莫爾迪尼（Antonio Mordini，1819年5月31日生於巴爾加，1902年7月14日卒於蒙特卡蒂尼）是義大利一位長期的愛國者，並於1861年後成為義大利王國國會議員。1869年，他於第三屆梅納布雷亞政府中擔任義大利王國公共工程部長。

生平

出身與早年

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於1819年5月31日與6月1日之間的夜裡，出生於巴爾加，這是一座位於托斯卡尼北部、盧卡以北歷史悠久的山城，其父親曾在此擔任「市政首長」（Podestà）數年。作為莫爾迪尼貴族家庭的後裔，他在父親指導下由私人教師提供的早期教育，帶有強烈的保守與宗教色彩，側重於文學與歷史。1833年，他進入比薩大學學習法律。四年後，他以「雙法學位」（in utroque iure，即民法與教會法）畢業。1838年，他與羅布斯蒂亞諾·莫羅索利等多位年輕律師合作，成立了一間「愛法」(philonomic) 法律事務所。在當時比薩日益活躍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中，莫爾迪尼被重新興起的民主與共和思想所吸引，這些思想最終點燃了1848年遍及義大利的起義。1843年，莫爾迪尼遷居至佛羅倫斯，此地為大公國的知識與政治中心。1845年，他與卡洛·芬齊、萊奧波爾多·錢皮尼以及後來成為義大利政治家的多位同代人，被列為一個秘密社團的發起人，該社團旨在「透過一切可能手段，為實現（義大利）脫離奧地利統治的獨立，並創建一個統一的（義大利）共和國做出貢獻」。這群同志擁有一個「秘密印刷廠」，用以製作政治宣傳品。

變革的壓力

1846年6月，羅馬奎里納爾宮選出並任命了一位新教宗：這位新教宗在選舉過程中刻意避免對任何特定派系做出承諾，並以其擔任斯波萊托總主教時的紀錄而普遍被認為思想開明。那些希望如此相信的人認為他同情改革派政治，這鼓勵了佛羅倫斯的民主派人士加緊活動。1846年底，一項募款活動被組織起來，以便向朱塞佩·加里波底獻上一把榮譽之劍。由於在拉丁美洲的功績，加里波底對於那些敢於夢想義大利獨立的人來說，已是一位偶像級人物。莫爾迪尼榮幸地被賦予在「將軍」返回義大利時將劍交付給他的任務。1847年初，莫爾迪尼是佛羅倫斯多場街頭抗議的組織者之一，旨在鼓勵大公在托斯卡尼推行「自由主義」改革。作為一名律師，他也頻繁出庭，為被捕的抗議者擔任辯護律師。1847年間，他參與了「佛羅倫斯革命委員會」（「Comitato rivoluzionario fiorentino」）的秘密會議，該委員會正獲得他日益具有影響力的朋友費迪南多·巴托洛梅的支持。1847年9月，大公被說服成立一支國民警衛隊（「Guardia Civica」），安東尼奧·莫爾迪尼立即入隊。1847年12月20日，他被選為隊中的上尉。時代變遷的一個跡象是，就在同一天，他的父親朱塞佩·莫爾迪尼也以同樣的軍階加入了托斯卡尼的國民警衛隊。

時代變遷的另一個跡象是，1847年底在佛羅倫斯成立了「國家武器製造協會」（「Società nazionale per la fabbricazione delle armi」），由另一位出身貴族且人脈廣闊的民主改革者烏巴爾迪諾·佩魯齊（其父系祖母為美第奇家族後裔）擔任主席。協會成員代表了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擔任協會秘書。就未來的政治發展而言，他較為重要的同伴成員包括費迪南多·巴托洛梅、路易吉·古列爾莫·坎布雷-迪尼、埃米利奧·奇普里亞尼和費迪南多·贊內蒂。

1848年

1848年2月17日，隨著西西里起義的報導以及「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力量」取得的軍事成功，城市街頭的民眾騷動持續升級，利奧波德大公發現自己不得不屈服於抗議者要求制定憲法的呼聲。到下個月，義大利愛國者與奧地利之間的戰爭已顯然迫在眉睫。莫爾迪尼是首批志願參軍者之一。1848年3月23日，莫爾迪尼離開佛羅倫斯，前往義大利北部及奧地利邊境。1848年4月1日，他加入「帕多瓦軍團」，起初擔任中尉。該軍團主要由大學生組成，多數來自帕多瓦，但後來因來自羅馬和波隆納等其他大學的民主共和派志願者加入而人數大增。幾週後，莫爾迪尼被任命為軍團的上尉教官。1848年5月4日，他被任命為「雷諾獵人」志願營的上尉，成為利維奧·贊貝卡里上校周圍參謀部的軍官之一。他所參與的戰鬥細節難以確知，但從他寫給父親的信件中可以清楚看到，在1848年5月至6月間，他參與了該營在特雷維索及其周邊地區以及威尼斯的多場軍事交戰。特雷維索陷落後，他被召回威尼斯，參與了短命的聖馬可共和國的防禦戰。1848年8月，在薩拉斯科停戰協定簽訂後，薩丁尼亞的卡洛·阿爾貝托將倫巴底-威尼西亞王國讓給了奧地利軍隊，莫爾迪尼成為佩佩將軍的參謀部上尉。佩佩將軍經過一番天人交戰後，放棄了他的國王，決心留在威尼斯，繼續為義大利獨立而戰，並受丹尼爾·馬寧總統委託，指揮威尼斯的防禦。對莫爾迪尼而言，這確保了只要他留在威尼斯，就能持續參與軍事與政治兩方面的革命。

莫爾迪尼此時成為丹尼爾·馬寧總統政府政策的左翼反對者。在威尼斯，他是「義大利人團體」（「Circolo italiano」）的創始成員之一，致力於共和理想以及維持對奧戰爭的必要性，以期倫巴底-威尼西亞能成為發展成自由民主的統一義大利國家的胚胎。受朱塞佩·馬志尼的啟發，該團體從朱塞佩·馬志尼以及當時的政治口號如「人民戰爭」（「Guerra di popolo」）和「義大利制憲會議」（「Costituente italiana」）中汲取精神支持。在薩拉斯科停戰協定後數週義大利北部的政治與軍事形勢下，該團體的雄心充其量只能說是樂觀。儘管如此，這些理念在威尼斯廣受認同。1848年10月1日，安東尼奧·莫爾迪尼與朱塞佩·雷維爾聯手起草了一份文件，意圖在義大利全境散發，內容高度批評聖馬可共和國事實上的政府首腦丹尼爾·馬寧。該文件指責馬寧浪費了前幾個月的革命勢頭，且在打擊政府腐敗方面毫無作為。馬寧得知此文件後迅速反應：1848年10月4日，莫爾迪尼與雷維爾被捕，並立即被驅逐出威尼斯。

推動統一的共和義大利

他回到佛羅倫斯時，吉諾·卡波尼政府剛垮台幾天，隨後大公國陷入了數月日益加劇的政治不穩定。大公並非沒有疑慮地邀請朱塞佩·蒙塔內利組建接替卡波尼的政府。利奧波德希望以在街頭抗議者中頗受歡迎而聞名的蒙塔內利能利用其影響力平息局勢。被任命為內政部長的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圭拉齊迅速成為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員。與此同時，莫爾迪尼成為所謂「人民團體」（「Circolo popolare」）的領導成員，不久後更擔任其主席。1848年11月2日，他共同創立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旨在組織一個將在羅馬舉行的「國民制憲會議」，該會議將透過普選產生。會議應討論如何推進對奧戰爭，確立人民主權原則，並為在共和政府體制下統一義大利創造條件。莫爾迪尼本人是當時共和議程的有力倡導者，呼籲托斯卡尼與羅馬共和國聯合，為更廣泛的統一進程做準備。

他在自己創辦並主編的政治期刊《制憲者》（La Constituente）中推廣其願景。該刊第一期由費利切·勒·蒙尼爾印刷，於1848年12月23日在佛羅倫斯出版。在數篇文章中，他強烈反對其倡導者文森佐·焦貝蒂所鍾愛的「聯邦憲法」構想，即在統一的義大利中由教宗擔任國家元首。他密切關注北邊皮埃蒙特的政治發展以及南邊新成立的羅馬共和國。他敦促利奧波德大公派遣一個代表團參加1849年2月5日在羅馬召開的會議。他相信，托斯卡尼代表的出席可以將羅馬會議轉變為一個全義大利的國民會議，尤其是一旦西西里和威尼斯的革命政府也看清了趨勢並決定派遣自己的代表。莫爾迪尼的願景是其典型的宏大願景，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有些異想天開，但在街頭持續要求「獨立」與「共和民主」的壓力下，這個願景的影響力足以驚動大公。1849年1月，莫爾迪尼的願景以一項議會法案的形式出現，被蒙塔內利-圭拉齊政府接受，並送交利奧波德簽署。利奧波德於1849年1月30日出乎意料地將其宮廷遷至西恩納，並拒絕簽署該法案使其成為法律。相反，在2月7日至8日的夜裡，他逃離西恩納，前往沿海的聖斯特凡諾港。1849年2月21日，他登船前往加埃塔，並於1849年2月23日抵達。在那裡，在兩西西里國王費迪南多二世的保護下，他顯然感到自己與佛羅倫斯街頭的動盪保持了足夠的距離。

部長

在大公失蹤、憲法闕如的大公國，憲政地位遠不明確，朱塞佩·蒙塔內利與弗朗切斯科·多梅尼科·圭拉齊遂與法學教授（且是堅定的民主派）朱塞佩·馬佐尼共同組建了臨時政府。安東尼奧·莫爾迪尼在將《制憲者》的編輯工作託付給萊奧尼達·比斯卡爾迪後，接受了三人執政團的邀請，加入政府擔任外交部長。這是他得以嘗試實現其統一獨立的義大利共和國願景的最佳機會。1849年2月13日，隨著馬里亞諾·達亞拉的辭職，戰爭部的職責也加入了莫爾迪尼的職權範圍。

莫爾迪尼的任務絕非易事。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團追隨仍受薩拉斯科停戰協定約束的薩丁尼亞-皮埃蒙特政府，拒絕與倫巴底的臨時政府建立官方外交關係。只有新成立的法國共和政府代表至少表示，他接受「非官方」外交關係的提議。莫爾迪尼因此試圖與西西里以及離家較近的羅馬和威尼斯的事實上的政府結盟，但同樣收效甚微。他提議以羅馬、托斯卡尼和威尼斯三方聯盟為基礎宣告成立一個共和國，此舉最初遭到其政府同僚圭拉齊的猶豫，隨後更遭到公然反對。圭拉齊於1849年3月27日被新成立的托斯卡尼議會授予「獨裁權力」，以應對北方逼近的失敗。莫爾迪尼代表臨時政府組織一支由志願民兵組成的防衛部隊，以取代仍效忠於大公的正規軍的嘗試，也同樣未能成功。

政府垮台

托斯卡尼大公國的命運，並非第一次也非最後一次，由其疆界之外的事件所決定。1849年3月12日，薩丁尼亞-皮埃蒙特國王廢除了薩拉斯科停戰協定。拉德茨基元帥率領其約七萬人的奧地利軍隊迅速反應：他透過一場血腥但短暫的戰鬥，從薩丁尼亞軍隊手中奪取了要塞城鎮莫爾塔拉，薩軍隨後撤退至倫巴底的諾瓦拉。薩丁尼亞軍隊於1849年3月22日在諾瓦拉戰役中被擊潰，促使薩丁尼亞-皮埃蒙特國王卡洛·阿爾貝托退位，將王位傳給其子。這些事態發展的消息促使圭拉齊試圖說服托斯卡尼議會中的溫和派，同意為利奧波德大公的回歸做準備。他相信這是避免奧地利入侵托斯卡尼的唯一方法。然而，議會證明難以駕馭，1849年4月11至12日，「獨裁者圭拉齊」遭受了雙重羞辱：他本人被捕，同時佛羅倫斯市政當局以大公之名行事，接管了臨時政府殘餘的權力。圭拉齊曾試圖重新召集被市政當局干預而解散的議會，但未成功。1849年4月底，在駐紮於邊境埃斯特附近的一支奧地利遠征軍的道義與武力支持下，大公返回。1849年5月，奧地利軍隊大舉進入托斯卡尼。在諾瓦拉慘敗的消息傳出後，安東尼奧·莫爾迪尼突然離開佛羅倫斯前往比薩，希望能退出公共生活，與家人安靜度日。圭拉齊被捕後，情況變得明朗，這已不再可能。1849年4月19日，莫爾迪尼成功從法國駐比薩領事館獲得一份護照簽證。隨後的三週裡，他被警方積極搜捕，但他成功逃脫追捕，繞了一條非常曲折的路線（包括經過他在巴爾加的父母家）來到靠近海岸的蒙特卡蒂尼，並於1849年5月9日晚在此過夜。第二天，他從維亞雷焦登船前往科西嘉島。由於天氣惡劣，兩名送他的船夫不得不將他一直送到擁有受保護港口設施的巴斯提亞。他在巴斯提亞逗留至九月，然後前往熱那亞，再從那裡前往尼斯。

十年流亡：思考的時光

莫爾迪尼此後流亡了略多於十年，過著有些漂泊不定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往返於薩丁尼亞、尼斯和熱那亞之間。他頻繁搬遷，常使用假名。他還到中義大利和北義大利更遠的地方旅行。他曾在日內瓦和杜林待過一段時間。1851年和1857年，他兩次在倫敦長期停留。在倫敦，他與「國民委員會」及同為流亡者的朱塞佩·馬志尼一同參與活動，並與後者密切合作多年。當時沒有立即返回托斯卡尼家鄉的可能，那裡對圭拉齊領導的前臨時政府提起的法庭案件於1853年7月達到頂點。已被拘留的圭拉齊被判處十五年監禁。莫爾迪尼則在缺席審判中被定罪，判處無期徒刑（後減為永久流亡）。在那十年間，他與馬志尼保持密切聯繫，當兩人地理上分離時，便進行密切的書信往來。然而，他並未參與馬志尼於1852-53年在倫巴底的「起義計畫」，但他自己的共和承諾依然未減。儘管如此，他的處境給了他思考的時間，他開始對其朋友試圖在曼圖亞和米蘭發動的未遂起義持批評態度：他將其失敗歸因於過於倉促和準備不足，並開始與馬志尼疏遠。反思1848-49年的教訓，他開始相信，要實現他對一個統一獨立的共和義大利的願景，必須與薩丁尼亞王國合作，因為它是唯一擁有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來領導義大利走向國家獨立的國家。

儘管對1853年不成功的起義有所疑慮，莫爾迪尼仍跟隨馬志尼的領導，為1856年的盧尼賈納起義做準備。這次行動的失敗加深並使兩人之間的裂痕永久化。從他倖存的信件中也明顯可見，他曾積極參與籌集資金與武器，以送往西西里支持一項計劃於1856年11月進行的革命行動，但這些計畫最終顯然也化為烏有：莫爾迪尼對義大利獨立的前景日益悲觀。他與1857年6月所謂的「熱那亞動議陰謀」保持距離，並公開批評馬志尼對此事的立場。1857年12月，由於薩丁尼亞-皮埃蒙特政府的一項「預防措施」，莫爾迪尼被迫離開當時居住的熱那亞。他搬到了沿海向西不遠的聖雷莫。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儘管他從未放棄共和信仰，但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在沒有薩丁尼亞-皮埃蒙特明確支持的情況下，積極追求這一事業是徒勞的，這實際上相當於向奧匈帝國（可能很脆弱）的實力宣戰。莫爾迪尼在1859年3月15日致尼古拉·法布里齊的一封信中極為清晰地闡述了他的評估： ： 「如果皮埃蒙特政府以『義大利統一萬歲』的口號發動戰爭，我們這邊的人必須給予集體支持，而不必停下來討論軍事勝利後應建立何種政治結構。」 這是朱塞佩·加里波底自1857年加入「國民協會」（「Società nazionale」）以來所支持的路線，但這也是朱塞佩·馬志尼——一如既往地毫不妥協——持續否定的路線。

義大利統一與流亡的結束

1858年7月21日，在一場高度機密的八小時會議中，薩丁尼亞政府首腦與法國獨裁者在一個法國小溫泉度假村中心，不合時宜地在一輛狹窄的雙座馬車裡繞圈進行，甚至沒有筆記員或其他外交支援人員在場，雙方找到了共同的目標並達成了口頭協議，基於此協議，於1859年3、4月挑起了與奧地利的戰爭。在軍事上，這場對抗的實力差距比預期的要小，因為薩丁尼亞-皮埃蒙特軍隊得到了一支裝備精良、約17萬人的法國軍隊的支援。在托斯卡尼大公國，這一發展受到渴望擺脫奧地利「影響」重擔的共和派與民主派活動家的熱烈歡迎。大公的政府無法阻止大量年輕的托斯卡尼志願者北上加入法國-皮埃蒙特聯軍。利奧波德二世面臨似乎無法抗拒的壓力，要求托斯卡尼與薩丁尼亞-皮埃蒙特及其法國盟友的軍隊並肩作戰。經過幾天的猶豫不決，大公順應了城市街頭日益增長的呼聲，於1859年4月27日退位，將王位傳給其子。實際上，父子二人都逃往奧地利，留下托斯卡尼由另一個臨時政府管理，這次由烏巴爾迪諾·佩魯齊、文森佐·馬倫基尼和亞歷山德羅·丹齊尼領導。1859年5月3日，臨時政府撤銷了莫爾迪尼的流亡令，為他返回巴爾加的家鋪平了道路。

1859年6月19日，他再次離開巴爾加，以便與加里波底會合。加里波底當時正領導一支迅速擴張的志願軍，駐紮在瓦爾泰利納，即松德里奧周邊地區，靠近倫巴底與奧地利和瑞士的三國高山邊境。莫爾迪尼此時在精銳的「阿爾卑斯獵人」（「Cacciatori delle Alpi」）部隊中參與獨立戰爭，受賈科莫·美第奇將軍指揮。然而，他在山區只待了幾週。到1859年7月11日，他已在杜林，為立即將托斯卡尼併入薩丁尼亞-皮埃蒙特進行辯護（並投票），當時正在為敲定維拉弗蘭卡停戰協定的條款進行談判，該協定於次日最終確定。作為1859年8月當選的「托斯卡尼議會」成員，他仍主張此一發展，敦促拋開外交拖延，由議會自行決定此事。最終，托斯卡尼併入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被推遲到次年，與義大利中部其他地區的合併同時進行，並且是在1860年3月12日舉行的公民投票支持下才完成。此後，在（托斯卡尼）1860年3月25日和29日的選舉中，他被博爾戈阿莫扎諾選區的選民選入國會。

與加里波底在西西里

從1860年4月2日到1860年12月17日的國會會期是薩丁尼亞-皮埃蒙特國會的最後一屆。下一屆會期從1861年2月18日到1865年9月7日，將是新成立的義大利王國的第一屆。莫爾迪尼於1860年6月初出席，投票批准將迄今為薩丁尼亞-皮埃蒙特領土的尼扎／尼斯移交給法蘭西帝國。這是法國在最近對奧戰爭中提供支持的部分代價。莫爾迪尼對該動議投了反對票。此後，他在該屆國會剩餘的時間裡缺席。在關於尼斯／尼扎的投票幾天後，他加入了所謂的千人團遠征，這是一支由朱塞佩·加里波底組織的志願軍，旨在攻佔兩西西里王國，作為尚未完成的統一計畫的一部分。加里波底出生於尼斯／尼扎，永遠不會原諒背信棄義的薩丁尼亞人將他的出生地作為換取法國在最近對奧獨立戰爭中支持的代價。他無疑對莫爾迪尼投票反對這一犧牲的行動表示讚賞。他也欽佩莫爾迪尼作為政治操作者的技巧。征服西西里於夏季完成。1860年6月20日，加里波底將莫爾迪尼晉升為中校，並任命他為設在巴勒摩的「戰爭委員會」（「Tribunale militare」或有時稱「Consiglio di guerra」）主席。隨後還有進一步的晉升。1860年9月3日，他被任命為「軍務審計長」（auditore generale militare），並隨之成為加里波底「參謀部」團隊的成員。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墊腳石：1860年9月17日，在前任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斯辭職後，安東尼奧·莫爾迪尼被任命為西西里的臨時總督（「prodittatore」——約為「代理獨裁官」）。

薩丁尼亞-皮埃蒙特政府首腦卡富爾急於將西西里立即併入統一的義大利。朱塞佩·加里波底對義大利統一的承諾不亞於任何人，但他的共和理想與卡富爾務實的國家主義願景相去甚遠。他對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王國的本能不信任，因犧牲尼斯／尼扎而得到證實和加劇。他覺得沒有迫切需要遵循卡富爾的安排。在戰略上，有跡象表明他可能感覺到，透過再花幾個月鞏固他對義大利半島南端的控制，他或許能找到機會從南方征服羅馬及教宗國。（無論從哪個方向進行此類征服，直接的障礙是教宗以及駐紮在羅馬的一支小而可能有效的法國駐軍。）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斯曾將說服加里波底放棄對西西里的控制以支持統一計畫視為其使命：他失敗了。安東尼奧·莫爾迪尼在1860年9月至12月間擔任「代理獨裁官」，顯然是加里波底的人，而不是卡富爾的人。此外，卡富爾因莫爾迪尼在1850年代初與朱塞佩·馬志尼的密切關係而不信任他。卡富爾也同樣不信任並厭惡馬志尼。然而，進展的壓力不僅來自卡富爾。整個西西里島上，民眾普遍要求與義大利其他地區統一。因此，莫爾迪尼提出了一個計畫，召開一個民選的西西里議會，其任務是討論此類合併的條件，包括使西西里法律與薩丁尼亞-皮埃蒙特的《阿爾貝蒂諾憲章》（義大利憲法的基礎）相協調。選舉定於1860年10月1日舉行。不久後，由於拿坡里的「代理獨裁官」（也是卡富爾的任命者）喬治·帕拉維奇諾決定宣佈於1860年10月21日舉行統一公民投票，該計畫變得不切實際。加里波底和莫爾迪尼發現自己無法抵抗在西西里效仿的壓力。

1860年10月19日，即公民投票前兩天，他仍採納了他的朋友、自由派歷史學家米凱萊·阿馬里的建議，任命了一個由38名成員組成的國務委員會，由格雷戈里奧·烏格杜萊納擔任主席。幾天後，委員會在公民投票後召開會議，起草了一份將送交未來國民議會的報告。他們在報告中主張建立一個權力下放的義大利國家結構，以確保西西里在地區政治和行政上享有強大的自治權，並更廣泛地保護西西里的傳統。

公民投票結果於1860年11月4日正式公佈。三天後，（當時的）薩丁尼亞-皮埃蒙特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在加里波底、帕拉維奇諾和莫爾迪尼的陪同下，凱旋進入拿坡里。三週後，即1860年12月1日，國王抵達巴勒摩，正式接管該島，從而結束了莫爾迪尼的「代理獨裁官」任期。莫爾迪尼北上至拿坡里，恢復其「南方軍」（加里波底規模大為擴張的志願軍當時的稱呼）「軍務審計長」的職責，任職至1861年2月底。在1861年1月27日的大選中，巴勒摩第三選區的選民將他選為國會議員。他將一直擔任眾議院（國會下議院）議員，直到1895年，期間從未間斷。在1861年至1867年間，一些資料將他認定為「極左派」國會議員，儘管有跡象表明，到1861年時，他的「極端主義」傾向已不像統一前那樣明顯。

義大利國會議員

鑑於莫爾迪尼在整個1840年代及之後對共和民主的尖銳倡導，以及他在1850年代不同時期與馬志尼和加里波底的親近關係，人們可能以為他會在國會生涯中扮演一個左翼激進分子的角色。然而，事實證明，他在1859年和1860年期間參與統一計畫的經歷，顯著改變了他的政治觀點。他拋棄了早期的共和主義，轉而專注於「將加里波底運動憲政化」這一緊迫問題。他倡導放棄一代民主運動同伴中曾是主流的起義習慣，並主張將相關個人完全整合到義大利君主政體的政治機構中。以二十世紀的政黨概念來思考十九世紀中葉任何歐洲國家的政治是具有誤導性的，但在眾議院中，各種政治觀點相似的團體確實有很強的形成趨勢。莫爾迪尼將自己的使命定為創建一個基礎廣泛的憲政溫和左派團體，同時排斥和邊緣化那些處於邊緣的人。在一兩個重大的國內政治問題上，特別是任何涉及進一步建立國家統一的事務，他樂於與來自右翼的國會同僚合作。這種務實的方法在1866年至1869年間變得更加結構化，當時莫爾迪尼成功地將溫和左派和溫和右派的成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第三黨」，儘管以後來幾個世紀的標準來看，其性質有些短暫，但它在當時的國會政治中經常發揮遠非無足輕重的影響力。

莫爾迪尼已將自己視為溫和力量的第一個也是可能最重要的跡象出現在1862年8月，當時他與國會同僚尼古拉·法布里齊和薩爾瓦多·卡爾維諾一同前往西西里，試圖勸阻加里波底不要發動他那次命運多舛的朝向羅馬的「解放遠征」。激烈反對教宗的加里波底意圖將教宗趕出羅馬，但加里波底及其部下將在卡拉布里亞被攔截，從未接近羅馬。莫爾迪尼未能勸阻加里波底出發。此外，他本人也被懷疑捲入了其魅力十足的前戰友的「搗蛋」行為中。1862年8月27日，莫爾迪尼及其三人國會代表團的另外兩名成員在拿坡里被捕。他們三人在蛋堡被監禁了六個多星期，直到國王就失敗的「解放遠征」對加里波底及其同伴給予更廣泛的特赦後才獲釋。

次年十一月，莫爾迪尼在眾議院發表演說，譴責政府的搪塞推諉，其有力的演講促成了拉塔齊政府的垮台。沒有跡象表明他對義大利君主立憲制的不動搖信念有任何改變，他也沒有放棄他對加里波底與國王之間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的持續信念。正是這一點，導致他在1863年和1864年間，與一些匈牙利和波蘭的僑民建立了一個聯繫網絡，並支持1863年1月在波蘭爆發的起義。在莫爾迪尼看來，條件已成熟，可以由另一支加里波底領導的志願軍成功介入。他看到波蘭成功起義的可能性，可能導致被憎恨的奧地利帝國進一步的領土損失，涉及匈牙利以及——對義大利民族主義者特別重要的——威尼托地區，該地區儘管有其地中海的歷史與遺產，卻一直處於奧地利控制之下，直到1866年。這些謀劃與希望最終都化為泡影。它們與莫爾迪尼試圖說服加里波底接受一個帶有「憲政民主標籤」的政黨領導的努力交織在一起：1864年4月，當他們對倫敦進行一次勝利的訪問時（當時義大利統一被政治階層視為值得大肆慶祝之事，加里波底享有英雄地位），他向加里波底闡述了他的想法。加里波底拒絕了莫爾迪尼的提議，而莫爾迪尼在已經放棄對「極端主義」民主左翼政治的堅持後，更加堅定地致力於主流政治中間派的議程。1864年11月，他在眾議院投票贊成將首都從杜林遷至佛羅倫斯：此舉於1865年迅速實施。

莫爾迪尼被中間派主流接納一事於1866年得到證實，當時他接受了「首相」貝蒂諾·里卡索利的提議，擔任維琴察市的「國王專員」。維琴察曾是奧地利的一個城市（從市民的角度來看，非常不情願），在1866年7月，奧地利駐軍在當年的所謂第三次獨立戰爭的背景下撤離。莫爾迪尼在1866年7月17日至10月22日之間正式擔任國王專員一職，當時舉行公民投票使威尼托併入義大利王國，從而使「國王專員」的職位變得多餘。

在1860年代後期，隨著一個非正式的「第三黨」的想法最終成形（儘管只是作為一個由幾個不同溫和政黨成員組成的議會團體：從未有任何組織結構），莫爾迪尼被廣泛承認為該團體的領導人。他的名字開始在可能的部長任命的討論中被提及。這個假設在1869年5月13日成為現實，當時他被任命為由路易吉·費德里科·梅納布雷亞領導的新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長。然而，政府於1869年12月11日垮台，莫爾迪尼還沒有時間作為政府部長實施任何值得紀念的政策倡議。兩年後，1871年11月28日，作為眾議院副議長，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榮幸地主持了國會遷至羅馬後的第一次會議，羅馬於當年二月初成為義大利的首都。

阿瑪莉亞

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於1866年9月與阿瑪莉亞·切基尼結婚。她和他一樣，來自巴爾加。阿瑪莉亞當時年僅20歲，比她的丈夫年輕27歲。他們結婚時，安東尼奧·莫爾迪尼仍在代表巴勒摩的一個選區，但在1867年3月的大選中，他成功地在盧卡（托斯卡尼）當選。莫爾迪尼夫婦的孩子分別出生於1867年和1869年。然而，阿瑪莉亞·莫爾迪尼不幸英年早逝，於1872年6月5日去世。

晚年

到1872年，安東尼奧·莫爾迪尼在大多數方面已與政治右派結盟。同年8月11日，他被任命為拿坡里省長。在他的老對手阿戈斯蒂諾·德普雷蒂斯領導的中左翼政府在羅馬上台後，莫爾迪尼覺得繼續擔任拿坡里省長一職不妥，並於1876年3月辭去省長職務。在這十年及接下來的十年裡，他繼續不間斷地擔任眾議院議員。1882年10月/11月的選舉後，中左翼團體仍在議會中佔多數。投票年齡與應稅收入投票要求均已大幅降低，因此選民人數從1880年的略多於62萬人增加到1882年的略多於200萬人。莫爾迪尼最初從政治右派退居反對黨，但隨後態度稍有緩和，因為他在德普雷蒂斯與溫和右派的經濟學家兼政治家馬可·明蓋蒂之間協商的建設性議會合作舉措——有時被稱為「轉變主義」運動——中，認識到了一些自己早期的中間派抱負。在1880年代後期，他逐漸遠離了日常繁瑣的政治活動。1884年，他拒絕了德普雷蒂斯讓他擔任眾議院議長的提議。1890年，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邀請他擔任外交部長，但他拒絕了。次年，在政治危機加劇的背景下，克里斯皮再次提出同樣的邀請，他又一次拒絕了。

1893年3月，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接受了他最後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命，擔任「七人委員會」的主席兼報告員，這是一個為調查羅馬銀行醜聞而設立的議會委員會。莫爾迪尼起草的最終報告，高度批評了包括克里斯皮本人在內的數位左翼政治領袖所扮演的角色。

莫爾迪尼作為候選人參加的最後一次大選是1892年的選舉，這意味著在1895年之後，他不再是眾議院的成員。作為參議員，他於1896年10月25日被提名，在其餘生中繼續充分參與議會程序。

安東尼奧·莫爾迪尼於1902年7月14日在他托斯卡尼家附近的一個健康度假村蒙特卡蒂尼去世。

共濟會參與

1862年3月2日，莫爾迪尼在杜林的「但丁·阿利吉耶里」會所加入共濟會，並於1864年，他被佛羅倫斯共濟會制憲會議選為義大利大東方共濟會的成員，達到了古代公認蘇格蘭儀式的第33級（最高級），並且是波河河谷大宗教法庭的成員。

榮譽

• 聖莫里斯與拉撒路勳章大十字騎士，飾大綬帶
• 義大利王冠勳章大十字騎士，飾大綬帶
• 白鷹勳章騎士（俄羅斯帝國）

參考書目

• Giancarlo Poidomani, Antonio Mordini (Barga, 1 giugno 1819 - Montecatini Valdinievole, 15 luglio 1902), su Regione Siciliana. I 150 anni dalla spedizione dei mille. Biografie, 2010. URL consultato l'8 aprile 2014.
• Vittorio Gnocchini, L'Italia dei Liberi Muratori. Brevi biografie di Massoni famosi, Mimesis-Erasmo, Milano-Roma, 2005, p.191.
• Luigi Polo Friz, Una voce. Ludovico Frapolli. I fondamenti della prima massoneria italiana, Ed. Arktos, Carmagnola, 1998, p.13.
•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Istituto dell'Enciclopedia Ital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