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庫柏（澳洲原住民）

威廉・庫珀（William Cooper，1860年或1861年12月18日－1941年3月29日）是一位澳洲原住民政治活動家和社區領袖；他是第一位領導獲澳洲政府承認的全國性運動的人。

早年生活

威廉・庫珀於1860年或1861年12月18日出生在澳洲維多利亞州墨累河與古爾本河交匯處附近的約爾塔約爾塔人（Yorta Yorta）領地。他的家族是庫珀記憶中一個龐大部落群體的少數倖存者：「我小時候還記得，有一次我的部落——莫伊拉人（Moiras）——聚集了500名男子。如今，我的家族是該部落僅存的後裔。」從那時起，庫珀似乎因生活所迫，即便年幼也要為各種牧業雇主工作。

1874年8月4日，威廉・庫珀與母親基蒂、兄弟巴比及其他親戚抵達位於墨累河畔、由丹尼爾和珍妮特・馬修斯夫婦管理的馬洛加（Maloga）原住民傳教所。三天後，馬修斯對威廉迅速的識字進展印象深刻，並在日記中寫道：

8月6日。馬洛加。男孩比利・庫珀展現出極佳的學習天賦。他在三天內學會了大小寫字母，然後用一天時間教會了巴比——僅大寫字母。

此後，庫珀在傳教所的教育斷斷續續；他並未被要求上學，並且自由地出入傳教所。在76歲時的一次採訪中，庫珀表示他只接受過七個月的正規學校教育。

庫珀說，他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並非在學校度過，而是在約翰・奧沙納西爵士（Sir John O'Shanassy）的家中工作。奧沙納西是一名牧場主、維多利亞州議會議員，並曾任維多利亞州州長，擁有多個牧場，包括莫伊拉牧場（位於庫珀母親的故土）。透過這些牧場網絡，他青少年時期遊歷了澳洲大部分地區，甚至在偏遠的艾爾湖盆地「看見了伯克與威爾斯探險隊在古柏溪的遺骸」。

然而，庫珀與傳教士丹尼爾・馬修斯保持聯繫，並在他二十多歲時回到了馬洛加，那段時光似乎是他非常快樂的歲月。在他晚年寫給傳教士小女兒阿爾瑪的一封信中，他以非常溫暖的語氣回憶起丹尼爾、珍妮特和馬洛加社區：

我時常回想起他們和那個親愛的老地方，有時想到我們共度的那些光輝的時光、日子和月份；那美妙的歌聲、野餐和遊戲，便會熱淚盈眶。——你父親的聲音仍在我耳邊迴響：我們再也沒有像在馬洛加時那樣的歌聲了。

正是在這個時期，庫珀對《聖經》的訊息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1884年1月，在他二十出頭時，庫珀在一次教會禮拜後走向丹尼爾・馬修斯說：「我必須將我的心獻給上帝……。」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後一位成為基督徒的。

這個信仰社群似乎為庫珀投身社會運動提供了滋養。「馬修斯的福音工作為庫珀和其他約爾塔約爾塔人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方式來理解和抗議他們的困境，從而幫助他們為爭取平等而奮鬥。」一些學者，如班恩・艾特伍德（Bain Attwood），認為猶太經文對庫珀的影響尤為深遠，因為它提供了一種「預言性的歷史觀，承諾了約爾塔約爾塔人的救贖，正如《聖經》，尤其是《出埃及記》，曾向受迫害和苦難的以色列人所承諾的那樣。」

從1881年起，庫珀受教於湯瑪斯・夏德拉・詹姆斯（Thomas Shadrach James），一位來自模里西斯的泰米爾裔博學家，他移居馬洛加擔任常駐教師。庫珀廣泛閱讀，了解到北美和紐西蘭的原住民權利運動。

為原住民權利奮鬥

庫珀為原住民權利，特別是土地權，展開的長期奮鬥始於1887年的《馬洛加請願書》。他是該請願書的十一位簽署人之一，請願書呈交給新南威爾斯州總督。庫珀支持的請願書主張，當地原住民：

……應被授予每戶不少於100英畝的土地，擁有完全所有權，或以低廉的名義年租金租用，並有權以在當時情況下對他們而言合理的價格購買，同時應始終牢記原住民是這片土地的昔日佔有者。這樣的規定將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

在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庫珀在馬洛加和瓦蘭吉斯達（Warangesda）等傳教所生活和工作。他還在昆士蘭、南澳、新南威爾斯和維多利亞州擔任「剪羊毛工、趕牲畜者、馴馬師和一般農村勞工」。

直到他七十多歲時，庫珀發現如果繼續留在原住民保留區就沒有資格領取養老金，於是在1933年搬到了墨爾本西部的富茨克雷（Footscray）。在這裡，他找到了作為一名社會運動家、組織者和不懈的書信作家的使命。

起初，他以個人身份行動，但到了1935年，庫珀已協助建立了澳洲原住民聯盟（Australian Aborigines League）。作為秘書，庫珀散發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在國會擁有直接代表權、公民權和土地權，理由是所有澳洲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峽島民都是英國臣民。他決心向國王喬治五世請願。幾年間，儘管當時的國家和州政府積極阻撓，他和他的團隊仍收集了1814個簽名。在1933年，他似乎得到了一些傳教士的幫助，例如E. R. B. 格里布爾牧師（Rev E. R. B. Gribble）。分發的請願書文本如下，也於1933年9月15日刊登在墨爾本的《先驅報》（The Herald）上：

鑒於，關懷最初的居住者以及我們——他們的後嗣與繼承人——不僅是一項道德責任，也是授予前來澳洲定居者的委任狀中所包含的嚴格指令；又鑒於，委任狀的條款未被遵守，因為 (a) 我們的土地已被陛下在聯邦的政府徵用，(b) 陛下在聯邦的政府拒絕給予我們法律地位；又鑒於，所有為我們向陛下在聯邦的政府提出的請願均告失敗：您的請願人因此謙卑地祈求陛下為我們介入，並透過陛下在聯邦的政府這一工具，授予我們的人民在聯邦議會的代表權，無論是由我們自己血統的人擔任，或由一位公認研究過我們的需求且同情我們種族的白人擔任。

這份請願書於1937年8月被聯邦政府收到。然而，到了1938年2月，由約瑟夫・萊昂斯（Joseph Lyons）領導的內閣顯然決定不將其呈交給國王，此時的國王已是喬治六世。

庫珀在爭取與政府官員面談方面也卓有成效。1935年，他成為第一個與聯邦部長會面的原住民代表團成員；1938年，又成為第一個與總理會面的代表團成員。當時的政府拒絕了他的請求，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忽視了它們。到1930年代末，他的活動受到積極監控。1937年12月，一名代表聯邦調查局的偵探拜訪了庫珀。

眼見民主途徑的失敗，庫珀的澳洲原住民聯盟與來自原住民進步協會（Aborigines Progressive Association）的傑克・巴頓（Jack Patten）和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on）聯手，旨在讓白人澳洲感到羞愧。他們在1938年澳洲國慶日安排了「哀悼日」（Day of Mourning），以紀念殖民150週年。這次活動在雪梨伊莉莎白街的澳洲大廳舉行，受到記者和警方的關注，是澳洲原住民首次跨州聯合抗議。他說：

現在是我們改變事情的機會。我們必須為此事業竭盡全力。我知道，如果給予機會，我們可以自豪地與他人並駕齊驅。我們都應該為整個聯邦原住民的進步而共同努力。

1940年11月，庫珀退休，與妻子移居維多利亞州埃丘卡（Echuca）附近的巴馬（Barmah）；他被授予澳洲原住民聯盟的榮譽終身會員和主席。直到1941年3月29日在穆魯普納基地醫院（Mooroopna Base Hospital）去世前，庫珀一直持續抗議澳洲對其原住民的不公待遇。他的葬禮在庫默拉貢加（Cummeragunja）的教堂舉行，儀式由他的外甥愛德華・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主持，他被安葬在附近的傳教所墓地。

庫珀的生平和工作是安德魯・馬庫斯（Andrew Markus）所著《石中血——威廉・庫珀與澳洲原住民聯盟》（Blood from a Stone – William Cooper and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League）一書的主題，該書於1988年由Allen & Unwin出版。

家庭

威廉的母親是基蒂・庫珀（Kitty Cooper），她自認為是沃利西卡（Wollithica）女性，說約爾塔約爾塔語；父親是詹姆斯・庫珀（James Cooper），一位白人勞工。他的早年在莫伊拉牧場及其周邊地區度過。

1884年6月17日，庫珀在馬洛加學校與安妮・克拉倫登・穆里（Annie Clarendon Murri）結婚，傳教所的報告記載：「學校裡擠滿了黑人和訪客，所有人都看起來迷人而喜悅，新郎新娘更是如此。」她於1889年去世，他們的長子巴特利特（Bartlett）也在同年夭折；幸運的是，他們的女兒艾瑪（Emma）存活下來。

喪妻四年後，庫珀與艾格尼絲・漢密爾頓（Agnes Hamilton）結婚，她在科蘭德克傳教所（Coranderrk Mission）長大。他們育有六個孩子：丹尼爾、艾美、吉利森、潔西、莎拉和林奇。庫珀繼續經歷失去親人的痛苦，艾格尼絲於1910年去世。

以父親的導師丹尼爾・馬修斯命名的丹尼爾，服役於澳洲第24步兵營，於1917年末在比利時的梅寧路山脊戰役中陣亡。他的犧牲讓庫珀悲痛欲絕。當戰爭再次迫近時，庫珀主張，除非他的人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東西」，否則他們不應該參戰。

他的女兒艾美・查爾斯（Amy Charles）於1959年成為墨爾本第一家原住民宿舍的女舍監。

林奇・庫珀（Lynch Cooper）則享受了運動員的職業生涯，贏得了1928年的斯托爾禮物賽（Stawell Gift）以及1929年的世界職業短跑錦標賽。

65歲時，威廉與來自瓦貢亞（Wahgunyah）和科蘭德克的莎拉・尼爾森（Sarah Nelson，娘家姓麥克雷）結婚。在他作為社區領袖最多產的歲月裡，莎拉支持著他，幫助撫養他的許多孫輩，儘管他們自己沒有孩子。

庫珀的大家族中有許多傑出的親戚，包括他的門生、教會開拓者及南澳州州長道格・尼科爾斯牧師爵士（Pastor Sir Doug Nicholls），以及教育家湯瑪斯・夏德拉・詹姆斯。

抗議水晶之夜

「納粹德國政府對猶太人民的殘酷迫害」是澳洲原住民聯盟關注的一個議題。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歷史學家加里・弗利（Gary Foley）認為，「代表團訪問德國領事館的諷刺意味，很可能是該團體策略的一部分，旨在引起人們對德國發生的事情與澳洲原住民處境之間的相似性的關注。」

庫珀被廣泛認為與澳洲原住民聯盟的這次請願有關，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當聯盟試圖遞交請願書時他本人在場。根據蒙納許大學歷史學教授班恩・艾特伍德的說法，「他很可能不在場，因為當時他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

這次抗議被稱為「水晶之夜後唯一一次針對德國人的私人抗議」。然而，歷史學家希拉蕊・L・魯賓斯坦（Hilary L. Rubinstein）對此說法提出質疑，稱其為「謊言」和「不準確」。魯賓斯坦指出，在澳洲實際上還有其他幾次針對水晶之夜的抗議活動，但與庫珀的行動相比，這些活動「如今已不被澳洲猶太社群所記憶和提及」。魯賓斯坦還稱，對庫珀抗議的讚譽是由「左翼反向種族主義」推動的，但這一主觀觀點沒有考慮到當時甚至沒有投票權的澳洲原住民被剝奪公民權的處境，這使得這次抗議更令人敬佩。 德國領事館沒有接受請願書，但在79年後，庫珀的孫子阿爾夫・特納（Alf Turner）向領事館遞交了一份信件的複製品。

2018年，維多利亞州猶太社群成員於12月6日組織了一次步行活動，「以紀念和感謝威廉・庫珀，並呼應他在1938年12月6日領導的前往德國領事館的遊行」。

遺產

在有生之年，庫珀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幾乎沒有實現。唯一的例外是創立了「原住民星期日」（Aborigines Sunday），自1940年起在澳洲各地的教堂中舉行。如今它仍然被紀念，但形式已變為「全國原住民及島民紀念日週」（NAIDOC Week）。然而，他的許多倡議在他去世後很久才獲得認可。

他的影響力透過他的外甥兼門生道格拉斯・尼科爾斯（Douglas Nicholls）延伸到下一代原住民活動家。尼科爾斯是「聯邦促進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峽島民委員會」的創始成員，其最大的成就是成功遊說，透過公民投票修改了澳洲憲法中的種族主義條款。這場運動取得了圓滿成功，促成了1967年的澳洲全民公投，其中90.77%的澳洲人投票支持將澳洲原住民納入人口普查，並授權聯邦政府制定與原住民相關的法律。

至今仍作為原住民社區，由當地土地委員會管理的庫默拉貢加的存在，也可歸功於庫珀的工作。庫珀早年簽署並支持的《馬洛加請願書》促使政府撥出土地供原住民使用。這片土地位於馬洛加上游，後來被稱為庫默拉貢加。

21世紀的認可

近年來，庫珀的遺產受到猶太社群的讚賞。2002年，墨爾本的猶太人大屠殺中心揭幕了一塊牌匾，以紀念「澳洲原住民在1938年抗議納粹德國政府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抗議的故事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心的常設博物館中展出。

2010年

2010年5月20日，富茨克雷火車站的新人行天橋以威廉・庫珀的名字命名。

2010年10月5日，一個名為「威廉・庫珀司法中心」的法院綜合大樓在墨爾本啟用。

2010年12月，舉行了三場紀念活動：

• 庫珀的曾孫凱文・羅素（Kevin Russell）重演了從庫珀家出發的步行路線，並在聯邦廣場與庫珀的孫子博伊迪叔叔（Uncle Boydie）會合。
• 以色列設立了一個以庫珀命名的學術教席，以支持世界大屠殺研究的抵抗與研究，以此來紀念他。附屬於該學術教席的教授職位價值100萬美元。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以庫珀的名字命名了其研究部門的抵抗研究教席，並在館內懸掛了一塊證明此事的牌匾。
• 在猶太大屠殺世界紀念館舉行了一場致敬活動，庫珀的家人作為受邀嘉賓出席。澳洲/以色列領導力論壇舉辦了一場相關的盛大晚宴，出席者包括陸克文、朱莉・畢曉普以及其他17位部長，包括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

2012年

2012年，庫珀因其在早期爭取原住民權利鬥爭中作為動員力量的角色，入選維多利亞州原住民榮譽榜。

2012年，庫珀的孫子阿爾夫（博伊迪）·特納叔叔（Uncle Alf (Boydie) Turner）領導了一次重演庫珀及其朋友們的遊行。德國駐墨爾本總領事最終接受了庫珀抗議信的副本。此外，一部清唱劇正在創作中，以紀念「威廉・庫珀的勇氣和1938年的大屠殺」。

威廉・庫珀盃是一座年度獎盃，頒發給在富茨克雷惠頓橢圓球場舉行的澳洲規則足球賽中，原住民全明星隊與維多利亞州警察隊之間比賽的勝者。

2018年

2018年6月，澳洲選舉委員會將聯邦的巴特曼選區（Division of Batman）更名為庫珀選區（Division of Cooper），以紀念庫珀。

2019年

2019年，珀斯的猶太社區中心宣布計劃重建其中心，並建造一個大屠殺教育中心。他們的計劃包括為庫珀建立一個永久紀念碑。該中心，即JHub Maccabi社區中心，截至2024年已基本完工。

參見

• 澳洲原住民歷史人物列表

資料來源

• Attwood, B. & Markus, A. (2004) Thinking Black: William Cooper and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League,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Canberra.
• Cato, N. (1993) Mister Malog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St. Lucia, 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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