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布萊歇
威利·布萊歇爾（Willi Bleicher；1907年10月27日－1981年6月23日）是戰後數十年最著名，且據至少一項資料來源指出，是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德國工會領袖之一。
1965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將威利·布萊歇爾譽為「國際義人」。這項榮譽是為了表彰布萊歇爾在戰時被關押於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期間的義行，他與其他囚犯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一位名叫斯特凡·耶日·茨威格的孩童。這名男孩長大後成為一位作家和電影製作人。由於一本於1958年首次出版、以這些事件為藍本的小說，這段事蹟廣為人知並備受讚揚。
生平
家世與早年
威利·布萊歇爾出生於坎施塔特，一個位於斯圖加特北側的小鎮（此鎮後來被併入斯圖加特），在父母的子女中排行第五。他的父親保羅·布萊歇爾在鄰近溫特圖克海姆的戴姆勒-賓士工廠擔任機械師。他的母親威廉明妮·布萊歇爾也曾在該公司的工廠食堂斷斷續續地工作。家中共有八名成員，保羅·布萊歇爾的薪資僅勉強足以養活全家：挨餓並非罕見之事。1914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被送去上學。據他日後回憶，他在學校常因「厭倦學習」而遭到老師不公正的毆打。他未能達到要求的學業成績，但在朋友之間，例如在足球隊中，展現出強大的領導潛力。在家中，對失業的恐懼是一個緊迫的主題。1920年，他父親因工廠罷工與封廠而暫時失業，這讓他深刻感受到瀕臨赤貧的威脅。
職業生涯
他在戰時的學生經歷以及父親在汽車工廠的遭遇，使他對工廠工作產生反感：1923年，布萊歇爾開始接受麵包師的學徒訓練。1925年，他加入了德國食品糖果工人協會，此協會是「食品、飲料和餐飲工會」（Gewerkschaft Nahrung-Genuss-Gaststätten / NGG）的前身。在工會內，他於1926年被任命為「青年領袖」。大約在此時，他也加入了青年共產主義者和共產黨。1945年後，身為金屬工人工會的領導工會成員，布萊歇爾確保極少人知道他年輕時曾接受過麵包師的訓練並取得資格。有說法認為，這可能被視為與他的形象不符。對於許多同事和對話者來說，直到1992年，即他去世多年後，他們才從赫爾曼·G·阿布邁爾所著的傳記中得知他擁有麵包師資格。1927年，威利·布萊歇爾進入戴姆勒-賓士工廠工作，起初在銷售辦公室擔任臨時工，後來成為鑄造廠的助理，轉為正式員工。他可能是在1927年加入了德國金屬工人工會（Deutscher Metallarbeiter-Verband / DMV）。然而，他很快就失業了，時間可能在1928年5月：不清楚這是由於他的政治活動還是其他原因。被該地區最大的雇主解僱對他的職業前景並無助益。不過，他在溫特圖克海姆的「Glasdach Zimmermann」公司工作了大約一年。這份工作於1929年中結束，此後直到1935年，他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失業狀態，期間偶有臨時工作，其中至少有一次讓他有機會運用他的麵包烘焙技能。
政治活動
在政治活動方面，1929年，他因批評領導層的強硬立場及黨內的「民主赤字」而被共產黨開除。德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黨有密切聯繫，布萊歇爾的被開除是柏林黨高層發起的一波開除黨籍浪潮的一部分，這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宮日益緊張和不容異己的領導層所施加的類似發展。在德國，被開除的成員創建了一個新的替代性共產黨，稱為德國共產黨（反對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Opposition) / KPD-O）。到1929年底，威利·布萊歇爾也成為KPD-O的成員，他的名字與眾多黨內職務聯繫在一起——有些是實際擔任，有些可能僅是名譽職務——尤其是在當地的黨青年翼方面。在政治活躍人士中，他似乎在斯圖加特地區以精力充沛的黨組織者而聞名：幾年後，納粹上台後在他那場政治化的審判中所提供的證據無疑反映了這一點。他當時也支持革命工會反對派（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 Opposition / RGO）運動的政策。
納粹獨裁下的德國
1933年1月，納粹黨上台，並迅速將國家轉變為一黨專政。可能被解讀為政治活動的行為變得非法，尤其是在1933年2月底國會縱火案之後，有共產黨政治背景的人士成為安全部門特別關注的對象。從1933年3月開始，威利·布萊歇爾居住在斯圖加特，不斷更換住所。與許多政治左派人士一樣，他在一個緊密的團體中工作，反抗體制的不公，並參與製作和分發非法的反法西斯傳單。日後回顧，他總會記得當時許多人經歷的強烈政治絕望感。1933年5月，他越過邊境逃往沙夫豪森，並經由一系列轉折穿過法國到達薩爾蘭。由於歷史原因，薩爾蘭當時仍在外國軍事佔領下，因此尚未受納粹控制。1934或1935年，他返回斯圖加特，重新融入該地區的地下抵抗活動。
關於布萊歇爾被捕前事件發生的順序，各種資料來源說法不一。一個較為可信的時間線是，到了1936年，他被與他有關的抵抗組織中的一名政府間諜出賣給了當局。該組織被瓦解，1936年1月3日，他在戴姆勒-賓士工廠工地上工作時被蓋世太保逮捕。1936年11月，他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及預備犯下叛國罪，被判處三十個月的監禁。起初他被關押在巴特坎施塔特的當地監獄。後來他被轉移到烏爾姆的監獄及/或韋爾茨海姆的集中營，那裡的待遇要殘酷得多。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布萊歇爾於1938年10月被移送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並幾乎一直待在那裡，直到1945年5月國家軍事戰敗帶來解放。他被安置在「37號營房」，與其他「政治犯」關在一起，很早就學會了衛兵們的刁難與虐待，不過他也學會了如何利用腐敗的衛兵來偷運物資。布萊歇爾成為營內抵抗組織的一員，並與曾是KPD-O同志的其他囚犯，特別是路德維希·貝克、歐根·奧克斯和羅伯特·西沃特，日益緊密地合作。
領袖的50歲生日在全德國隆重慶祝，在布痕瓦爾德約有2300名囚犯被釋放。其中一名囚犯曾擔任囚犯管理員（「Verwalter der Effektenkammer」），而避免了公然不服從或擾亂行為的布萊歇爾被指派接替此人的職務。布萊歇爾的職位使他能夠確保最貧困的囚犯能得到死者的衣物，他也越來越受到其他囚犯的尊敬，他以技巧和同情心組織他們，扶持那些因體力勞動過度而倒下的人，從而時常將他們從必死無疑的境地中拯救出來。他在布痕瓦爾德的時光深刻地影響了他餘下的人生。這也改變了他的個人未來。他與相識十一年的朋友海倫妮·貝克的結婚計畫，在他於1940年在集中營收到她的最後一封信後不得不告吹，信中她提出了分手。
東德作家布魯諾·阿皮茨在他1958年的小說《赤裸在狼群中》講述了一名三歲男孩如何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被一群囚犯夥伴拯救的故事。1963年，由法蘭克·拜爾執導的同名電影上映。事實證明，這並非純屬虛構。電影上映後不久，人們得知片中由阿明·繆勒-斯塔爾飾演的主要角色之一，其原型便是威利·布萊歇爾，他正是參與所描繪事件的現實生活中的「囚監」（Kapo，囚犯管理員）。布萊歇爾追查到孩子的下落後，邀請當時已22歲的斯特凡·耶日·茨威格到斯圖加特，兩人在此重逢。1964年，他們一同前往集中營的遺址，並首次與作家布魯諾·阿皮茨見面，正是他的「小說」為兩人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國際聲譽。
新的開始與重建
戰爭的最後幾週，威利·布萊歇爾被指認為紀念恩斯特·台爾曼的慶祝活動的共同組織者之一，這位共產黨領袖最近在營中被當局謀殺。布萊歇爾遭到酷刑，並從布痕瓦爾德被轉移到伊希特斯豪森的蓋世太保監獄。接著，當局趕在蘇聯軍隊推進前，急於清空東部的集中營和監獄，伊希特斯豪森的囚犯被送上前往厄爾士山脈及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的「死亡行軍」，這讓布萊歇爾有最後一次機會目睹更多因肉體虐待和飢餓而疲憊不堪的同志死去。然而，布萊歇爾活了下來。
到1945年5月，蘇聯和美國領導人早已商定了戰後佔領區，薩克森和圖林根將作為蘇聯佔領區的一部分進行管理。然而，由於蘇聯將軍事注意力集中在柏林，實際上是美國第97步兵師的成員在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地區解放了威利·布萊歇爾。他設法從埃格爾附近的一個戰俘拘留營逃脫，首先回到布痕瓦爾德取回身份文件，然後分幾個階段返回斯圖加特，其中一站涉及「跳」上一列火車。這趟旅程讓他第一次親眼目睹納粹留下的滿目瘡痍。他於1945年6月抵達斯圖加特。城市被毀，許多居民已逃往周邊鄉村。大約五百萬立方公尺的瓦礫覆蓋著街道和廣場。然而，比物質破壞更難以承受的是心理創傷，而且這不僅僅是在斯圖加特。
在法國軍事管理者任命的新市長阿努爾夫·克萊特的領導下，市政管理才緩慢恢復。布萊歇爾則時而與法國軍隊合作，時而與他們發生衝突，他投身於臨時的勞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通常由前社會黨管理者領導，他們自薦為反對納粹的地方代表，開始為民眾提供基本支持，並著手進行必要的重建工作。
布萊歇爾特別投入於溫特圖克海姆的勞工委員會。一項緊急任務是照顧大量的強迫勞工，他們大多來自波蘭和蘇聯，被納粹徵召到戴姆勒-賓士工廠工作——戰爭期間該工廠用於生產飛機。必須避免這些前強迫勞工發起某種報復行動。布萊歇爾憑藉戰前的聲譽以及他那份由納粹當局貼心地以多種語言發行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護照，得以建立起反納粹活動家的信譽。這使他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對話者。同時，他積極參與戴姆勒-賓士溫特圖克海姆廠區的去納粹化計畫，儘管他自己很快就開始質疑這項工作的成效。1946年5月，地方政府選舉舉行，之後勞工委員會失去了其重要性，並被解散。
在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工會生涯
戰爭結束後，威利·布萊歇爾於1945年重新加入共產黨。他相信共產黨人已經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此外，當時許多政治左派人士相信，逆轉四分之一世紀前爆發的左派分裂「只是時間問題」。儘管如此，即使他曾以共產黨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地方議會——但未成功——布萊歇爾認為他未來活動的主要管道不在於黨派政治，而在於工會運動。1946年初，在工會權力掮客卡爾·默斯納的招募下，布萊歇爾加入了即將重組為德國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的斯圖加特分部。默斯納在該分部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當時年僅38歲的布萊歇爾接管了工會的青年部，並以極大的精力投入新的職責。晉升隨之而來。1947年，在（當時仍獨立的）符騰堡-巴登金屬工會主席老漢斯·布魯默的倡議下，布萊歇爾加入了工會的執行委員會。1948年10月，在呂登沙伊德舉行的會議上，該工會與英美佔領區的金屬工人工會合併，代表們選舉布萊歇爾為合併後工會十一名領導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再次被委以青年部的重任。
布萊歇爾在青年工會成員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早在1946年，他就在斯圖加特成功組織了一場青年工會會議，約有280名代表參加，他們共同代表了約4000名學徒。1948年初，在布萊歇爾的支持下，第一份專為年輕一代工會成員發行的獨立報紙問世。他將打擊對年輕工人的剝削以及雇主濫用學徒制度視為其核心任務。據眾多當代見證人報告，在工會內部，每當與年長同事發生衝突時，若情況有任何疑問，布萊歇爾都會支持「他信賴的年輕人」。
威利·布萊歇爾始終是工會團結的堅定倡導者。對他而言，這是從德國近期災難性歷史中學到的最重要教訓之一。因此，共產黨的反工會政策想必在他於1950年4月（第二次）退黨的決定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儘管直到1951年3月的「慕尼黑黨代表大會」（實際上且令人困惑地在東德的威瑪舉行）上，西德的共產黨（深受蘇聯支持的東德「共產黨人」影響）才在荒謬的「第37號論綱」中受到猛烈攻擊，被指控其組織「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指示並為其利益服務，與德國壟斷資本家勾結……為下一次戰爭的準備服務」。最終，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執行委員會對共產黨行動在工會內部造成的明顯派系分裂威脅做出了非常強烈的反應。1951年5月，所有身為共產黨員的工會幹部都被要求遵守一份承諾書，與「第37號論綱」劃清界線。那種曾根深蒂固、對蘇聯指導的共產主義採取「依附政治」的時代，在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一直持續到1955年底，屆時幾乎所有的共產黨工會官員要麼自己退黨，要麼失去了他們在工會中的職位。
1946年，他在蘇聯佔領區發現了「一些仍然堅守的倖存工會原則」，但這並沒有使他忽視一個事實，即在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Frei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 FDGB）（後來演變為東德的全國性工會聯合會）中運作的「工會原則」與他自己的工會原則理念截然相反。1946年時，人們普遍不理解戰後蘇聯佔領區在其西邊的三個德國佔領區之外，會在1949年後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然而，在蘇聯佔領區於1949年10月重新成立為蘇聯支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之後，布萊歇爾在1952年的（西）德國工會聯合會大會上發表演講，闡述了他的評估，譴責東德是一個偽裝成「人民民主」的史達林主義獨裁政權。然而，這一切並未阻止他在內心深處仍然是一個左派人士。馬克思和列寧仍然是他政治思想的基礎。當他在1954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 SPD）時，幾乎可以肯定是出於戰術考量。他與社民黨的關係始終保持著批判和疏遠，有時甚至近乎冷淡。儘管他自己已經退出了共產黨，他仍繼續試圖在工會內部保留共產黨官員，前提是他們絕不能在他背後做任何可能損害組織的事情。他也與所有布痕瓦爾德時期的前獄友保持聯繫，無論他們是否仍然是共產黨員。
儘管在年初就已告別了基於黨派的共產主義，但在1950年9月的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大會上，布萊歇爾迄今為止勢不可擋的工會職業生涯似乎遭遇了瓶頸。由於工會領導層與共產黨之間關係日益惡化，所有三位在1948年呂登沙伊德會議上以共產黨員身份當選為工會領導委員會成員的委員都失去了席位。這其中就包括布萊歇爾。他仍受雇於工會的法蘭克福總部，薪資不變，但被分配的任務僅限於基本的行政職責。這種待遇既不公正，也是對他能力的浪費，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他與工會領導委員會——此時通常被稱為「全國執行委員會」——的關係因此長期保持冷淡。
在他突然被降職一年多後，布萊歇爾的職業生涯迎來了某種程度的重啟。格平根地區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區域執行長職位意外出缺，他成為該職位的申請者之一。當時他已不屬於任何政黨，這為他的遴選帶來了一些實際障礙，但在1951年10月，他以微弱多數被任命。
作為一名區域工會執行長，威利·布萊歇爾對西德的政治發展保持著警惕的目光。該國於1949年5月正式成立，由先前由美國、英國和法國軍事管理的戰後佔領區合併而成。布萊歇爾強烈反對阿登納政府的西德重新軍備計畫。在無數次的活動中，他試圖動員反對「重新軍備化」的力量。1955年2月，他與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地區領導人漢斯·邁爾一起，成功在格平根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數千名工人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反對「軍國主義復甦」的聲音。然而，在美國的鼓勵和支持下，國家重新軍備最終還是進行了。布萊歇爾深感失望，在1952年10月的全國德國工會聯合會（DGB）大會上，他是幾位尖銳批評DGB領導層的人之一，他將他們的政治方針形容為過於優柔寡斷和猶豫不決。
然而，他在格平根的核心職責，當然是自然而然地照顧該地區工會成員的利益。和以前一樣，他以堅決維護格平根勞工權益的倡導者而聞名，他走訪一家又一家工廠，迅速熟悉當地情況，贏得了會員的信心和信任：同時，他「不講廢話」的作風也贏得了雇主的尊重。不過，他相對不太在意習俗和慣例。在一次商務會議上，他慧眼識珠，發現了年輕的計件工希爾德·基爾薩默，並在工會內部支持她，最終她被任命為馬克林公司的勞資協議會主席。當時，在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職員中，女性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在1950年代初期，一位非技術女工能成為勞資協議會主席，簡直是轟動一時。布萊歇爾為基爾薩默的成功感到驕傲，儘管性別平等問題當時並不像幾十年後那樣成為熱門政治話題，也不是他自己政治思維中的首要考量。
1954年9月，威利·布萊歇爾應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在斯圖加特的地區領導人路德維希·貝克的邀請，成為斯圖加特工會地區秘書。他迅速成為斯圖加特工會的副領導人及貝克的「得力助手」。當時62歲的貝克，回顧自己的工會生涯，可謂漫長而多事。在納粹廢除工會主義之前，他曾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初活躍於舊的DMV，並在納粹時期遭受了數年監禁。和布萊歇爾一樣，貝克也在1945年加入了共產黨，並在1947年至1952年間擔任短命的符騰堡-霍亨索倫地區議會的共產黨議員。和布萊歇爾一樣——儘管晚了幾個月——他後來也退出了共產黨。他於1953年接任斯圖加特的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地區領導。1954年，當他招募布萊歇爾與他共事時，路德維希·貝克可能是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中唯一不是社民黨成員的地區工會領導人。他於1955年加入。
正是在與貝克共事期間，威利·布萊歇爾首次體驗到在全國性媒體的聚光燈下工作。對德國金屬工業工會而言，到了1950年代初，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的工程行業薪資率已成為西德其他地區薪資談判的決定性先導。貝克和布萊歇爾普遍受到雇主尊重，認為他們代表了組織最完善的工會，這有助於達成薪資協議，而其他地區的工會談判代表則可將這些協議作為自己集體協商協議的指導原則。因此，由被認定為「狂野或不守規矩」的工會官員所引起的反對，以及違反內部工會紀律的行為，是貝克和布萊歇爾通常無需面對的挑戰。然而，在1958年，儘管屢次警告，維蘭德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的勞資協議會主席非常公開地偏離了該地區的薪資協議，此事在當地乃至地區以外的媒體引起了廣泛關注：最終，這位勞資協議會主席被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開除。
也曾與雇主發生過對抗，這些事件鞏固了貝克和布萊歇爾作為一支身經百戰、「不容小覷」的工會領導團隊的聲譽。1956年2月17日，來自巴登-符騰堡各地的約12000名工會成員聚集起來，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Bizerba-Waagenfabrik-Wilhelm-Kraut-AG磅秤公司。抗議的起因是有充分根據的報導稱，貝克和布萊歇爾在該公司的一次勞資協議會會議上被強行驅逐。據報導，在那場不愉快的事件中，布萊歇爾被與會的其他人反覆踢踹。布萊歇爾覺得隨後的法律案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起事件無疑展現了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在巴登-符騰堡的鬥爭意願。一年後，在另一次權力鬥爭中，這次是與比伯拉赫的一家公司，他們得以號召2萬名金屬工人上街示威，成功地保護了幾名個別工人免受雇主壓迫性地應用規則。
儘管布萊歇爾（與貝克一樣）通常對雇主採取一種衝突性的——有時甚至無情的——策略，但他從未失去對可能性之事的判斷力。1954年，當一切跡象都指向德國西南部工程行業內一場破壞性的勞資鬥爭時，布萊歇爾是工會領導層中敦促謹慎的少數人之一。正如他在北符騰堡/北巴登薪資委員會一場激烈辯論中所詳述的，經歷了「21次勞資協議會集會、7次討論晚會、20次勞資協議會會議、5次會員大會、5次與工會官員的會議以及三次地方委員會會議」後，他對廣大會員的鬥爭意願抱持著非常懷疑的態度。他總結道：「沒有會員的支持，什麼都做不成。」最終，通過一系列的談判和仲裁過程，其中也涉及了設在斯圖加特的地區政府，運用一種「基於協議的方式，意味著沒有罷工，達成了一個結果，這無疑代表了工會方的實質性成功」，這是路德維希·貝克在斯圖加特工會領導團隊分發的一份傳單中所傳達的評估。事實上，每小時工資率增加6至8芬尼，或多或少地符合了工會最初設定的目標。斯圖加特領導人作為達成協議的火車頭的效力再次得到了有力證實。
路德維希·貝克有系統地支持威利·布萊歇爾作為他的繼任者，甚至推遲了自己的退休以利於過渡。1959年3月，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確實任命布萊歇爾接替貝克，擔任工會的斯圖加特地區領導人。自1956年起擔任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奧托·布倫納也支持他擔任此職。此後十三年，布萊歇爾是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在巴登-符騰堡無可爭議的領導者，並對全國工會的薪資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巴登-符騰堡地區領導人：「工人領袖」與薪資策略家
在他作為巴登-符騰堡地區工會首長的新角色中，布萊歇爾的工作重心自然是薪資政策。在他的前任路德維希·貝克領導下，他已經在北符騰堡/北巴登的薪資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布萊歇爾時代，德國西南部再次成為工會與雇主之間激烈薪資衝突的催化劑。在那裡設定的薪資水平經常成為西德各地談判的基準水平。
到了1950年代末，儘管有個別失敗，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在全德國的薪資方面仍能誇耀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碼頭工人罷工在1956/57年持續了16週，但為碼頭工人在薪資水平和病假方面與受薪雇員享有平等待遇鋪平了道路。1956年的「不萊梅協議」將工作週從48小時減少到45小時，隨後又就其他事項達成了一系列後續協議。這些都是邁向1960年7月8日巴特洪堡協議的步驟，該協議同意在1965年7月前逐步將工作週減少到40小時。同時，在1950年至1960年間，實現了「實質貨幣」（經通膨調整後）薪資率的大幅增長，以及假期權益的顯著增加。
在1950年代及之後，德國金屬工業工會薪資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自德國工會聯合會（DGB）經濟研究所所長維克多·阿加茨。一項「擴張性薪資政策」（expansive Lohnpolitik）的策略被制定出來。這次薪資攻勢旨在提振國內消費需求，並實現更平等的財富分配。與此同時，其目的在於培養工人的鬥爭意願並提高階級意識，這一目標完全符合布萊歇爾自己早已確立的工會主義哲學。
在這種背景下，1960年代初的工業衝突變得更加激烈，尤其是在德國西南部。工程行業的雇主開始將他們自己的聯合會專業化，以便能夠與工會組織相抗衡。赫伯特·范·許倫於1961年接任金屬與電氣雇主聯合會的領導，代表了管理層中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渴望以更具對抗性的方式詮釋實業家的利益。漢斯·馬丁·施萊爾也是如此，他於1962年接任「符騰堡-巴登金屬工業家協會」（Verband WürttembergischBadischer Metallindustrieller / VMI）。施萊爾後來將領導德國雇主協會聯合會（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 / BDA），此時他發現自己成為布萊歇爾在西南部三個薪資區中最大的一個——北符騰堡/北巴登——薪資談判中的管理方對手。
布萊歇爾與雇主的首次嚴重對抗發生在1962年。此前，金屬行業雇主在1961年底要求與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薪資談判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這一要求伴隨著終止所有現行薪資協議的通知。北符騰堡/北巴登的工會分部隨即回應，要求普遍加薪10%並增加六天的年假。同時，布萊歇爾在一系列會員大會上向工會官員、支持者及廣大會員進行動員，以爭取對可能發生的工業對抗的支持。3月2日進行了一次投票，支持在即將到來的集體協商會議中使用「工會所有可用手段」。直到最後一刻，在巴登-符騰堡地區政府的介入下，罷工和封廠才得以避免。達成的妥協方案規定加薪6%，並增加三天的年假。大多數當代觀察家認為這是工會的勝利。同時，該協議的條款，在民間被稱為「斯圖加特模式」，被全國各地複製和採納。
如果在1962年，儘管困難重重，各方仍能達成一個無需訴諸罷工即可規範薪資談判的框架，那麼1963年就不會成為西德戰後歷史上最長、最廣泛的勞資糾紛之年。金屬與電氣工程行業的爭議焦點再次集中在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因此威利·布萊歇爾再次處於事件的核心。以其聯合會「Gesamtmetall」為代表的雇主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凍結薪資、推遲原定的工時縮減計畫並改由全國層級的進一步談判決定、實施比一年更長的薪資談判週期，以及將具有約束力的調解程序納入薪資談判過程。
工會方面將雇主的一系列要求視為一種侮辱，也是一種有意識的嘗試，旨在改變雇員與資本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對雇員造成永久性的損害。奧托·布倫納後來在每月出版的工會雜誌上寫道：「金屬行業的雇主認為，給予德國工會運動一次決定性失敗的時機已經到來。他們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保護國家免受所謂經濟損害為藉口，想要推行一種『當家作主』的立場。」
到了1963年4月中旬，情況已經很明顯，工會僅靠談判是無法達成可接受的結果的。工會執行委員會現在批准在北符騰堡/北巴登以及另一個重工業公司集中、擁有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勞動力的北萊茵-西發里亞進行罷工投票。在這兩個地區，近90%的投票成員支持罷工呼籲，4月29日，設在斯圖加特的地區工會領導層號召全國範圍的罷工。約有10萬人參加：幾乎沒有「罷工破壞者」。雇主方僅在兩天後就以封廠回應，影響了約30萬名工人，並明確傳達了他們決心在財政上摧毀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以防止未來罷工的決心。布萊歇爾公開表示這是「對這片土地上金屬工人的全面戰爭」，也是「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勞資糾紛」。這喚起了人們對1928年魯爾鋼鐵工人罷工的記憶，當時雇主在全德國採取了毫不妥協的嚴厲行動，不僅試圖摧毀工會，許多人還相信，他們也想動搖國家的民主根基。
直到西南部工人和德國金屬工業工會表明不準備接受雇主代表的極端要求後，雙方才最終在5月7日同意由國家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進行調解。達成的妥協方案是，如果雇主方懷有善意，本可以無需西德短暫歷史上最極端的勞資糾紛就能輕易達成的。該妥協協議規定，自1963年4月起追溯加薪5%，並在1964年4月再增加2%。協議期限從通常的12個月延長至20個月。而工作時間的縮短將如先前協議，於1964年1月實施。這並非工會的全面勝利（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原要求加薪8%），但考慮到雇主方摧毀工會的強大決心，這個結果仍然是合理的。在5月9日和10日的投票中，巴登-符騰堡73%的投票成員支持達成的妥協。（在沒有發生封廠的北萊茵-西發里亞，支持率較低，只有55%支持妥協方案。）
儘管最終結果是正面的，布萊歇爾在進入1963年的勞工鬥爭時仍抱有一些疑慮。在投票前的準備階段，他向他的親密同事——後來成為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全國主席的歐根·洛德雷爾——吐露心聲：「……如果這件事搞砸了，我們的聲譽就全完了，畢竟是我們把我們的地區推到了前線。」那次討論之後進行了投票，策略被證明是成功的，因為「他的」罷工者從第一天起就堅定不移。他在地區領導層、工會官員和所有勞資協議會上不知疲倦的準備工作得到了回報。這在整個組織內都顯而易見，他在組織內的聲望也因此達到了新的高度。
布萊歇爾也透過精明的人事策略鞏固了他在組織中的地位。在他的倡議下，歐根·洛德雷爾於1963年3月當選為巴登-符騰堡地區DGB的主席。他還將當時年僅26歲的法蘭茲·史坦庫勒引進斯圖加特的領導團隊。史坦庫勒很快成為他最重要的同事。他也是少數能夠且願意對抗時常專制（甚至更糟）的布萊歇爾的人之一。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薪資談判過程回歸平靜。工人們得以在沒有罷工的情況下，分享西德經濟奇蹟的成果。每週40小時工作制終於在1966年7月1日於金屬相關產業生效，沒有再發生工業對抗。然後在1966/67年，半代人以來首次，工會面臨了經濟衰退。這次逆轉按照1970年代的標準來看是短暫且溫和的，但失業率 dennoch 開始上升，而德國金屬工業工會所在的金屬產業受經濟逆風的影響尤其嚴重。雇主們像往常在這種情況下一樣，主張必須削減薪資以保住工作崗位。他們還重申了要求在整個行業內達成全國性薪資協議的訴求。
當時的政府——由溫和右派與溫和左派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對經濟挑戰的回應是採行所謂的「協同行動」（Konzertierten Aktion）政策，試圖控制負面的失業趨勢。經濟部長卡爾·席勒的另一個口頭禪是「總體調控」（Globalsteuerung），即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以平衡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經濟平衡，從而實現「社會對稱」。1967年6月8日的《穩定法》設想了「中期財政規劃」和目標導向的政府經濟干預，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工會提倡的計畫經濟理念。奧托·布倫納周圍的德國金屬工業工會領導層成員曾為該法案的制定做出貢獻。儘管如此，即使在工會內部，對該計畫也有許多保留意見和批評。此外，工會發現自己已陷入一個由限制性指導方針組成的網絡，涵蓋薪資和其他義務，旨在以社會和政治和諧之名，促進「社會夥伴關係」。他們無法輕易地從這些義務中脫身，否則會在公眾輿論的法庭上受到譴責。
布萊歇爾對其組織被納入政府的「協同行動」計畫抱持懷疑態度。以布萊歇爾為首的地區工會領導層要求「停止社會解構」並保證支持現有薪資水平。他們準備好為支持其要求而罷工。在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的薪資談判失敗後，儘管經濟背景不利，地區領導層仍贏得了87.3%投票工會成員對罷工的支持。此時，經濟部長卡爾·席勒出人意料地邀請雇主聯合會「Gesamtmetall」和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領導人參加一場調解會議，該會議於1967年10月25日和26日在波昂舉行。各方最終成功地在沒有工廠停工的情況下找到了解決分歧的辦法。
最終，在經過數月談判後，於1967年最後幾個月達成的薪資增長顯著溫和。德國金屬工業工會行業的「實質貨幣」（經通膨調整後）薪資水平多年來首次出現倒退。整個經濟體系的薪資在1967年實際上下降了1.6%，1968年下降了1.0%，這幾乎不能算作安慰。與此同時，在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內，大量員工的職位獲得了重新分類，這彌補了總體增幅令人失望的水平。各方還原則上同意保障斯圖加特地區的基本水平。獎金水平的降低只能通過勞資協議來實施，這在當年談判的整體背景下算是一個相對的成功。
1968年7月1日，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以全國為基礎進行談判，為該行業達成了一項新的薪資協議，結果是相對溫和的3%增長。儘管同時談判達成了一項「合理化保護協議」，但這份涵蓋十八個月期限的協議在工會內部引起了尖銳的批評。在鋼鐵行業，批評尤為強烈。在經歷了兩年的停頓後，仲裁程序的經驗在這裡為十二個月帶來了百分之五的增長，另外六個月再增加百分之二。這意味著，儘管自1968年初以來經濟活動有所回升，企業利潤激增，薪資增長甚至還趕不上通貨膨脹率。
次年，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全國領導層再次採取了薪資克制政策。1969年8月16日所謂的「法蘭克福協議」為金屬行業的員工提供了8%的薪資增長，並改善了年假權益。對工會幹部和青年代表的保護也在全國範圍內達成一致。奧托·布倫納將此視為工會的一大突破，但許多人認為這只是對令人失望的薪資增長微不足道的補償，而且這次的適用期又是十八個月，而非傳統的十二個月。威利·布萊歇爾在巴登-符騰堡薪資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支持下，拒絕了這份全國性的妥協協議，認為其完全不夠，但他未能說服全國工會領導層轉變觀點。在鋼鐵行業，於1968年初生效的協議在1969年9月之前無法重新談判。
到1960年代末，工會在薪資談判中所採取的膽怯立場導致了會員信心的喪失，包括對德國金屬工業工會信心的喪失。自1966年以來，已發生過一系列零星的「野貓式罷工」，但直到1969年9月，工人的不滿情緒，尤其是在鋼鐵行業，但也包括金屬行業、紡織行業和公共部門的其他地方，才引發了一連串的自發性停工。幾乎在每種情況下，罷工者都能在現有行業薪資協議存在的情況下爭取到薪資增長。次年，自發性罷工的激增為工會自身的薪資談判帶來了額外壓力。他們必須在勞工面前重新贏得其有效性及促進成員利益能力的信譽。
1970年，工會之間就薪資增長目標以及恢復傳統十二個月 renegotiation 間隔的必要性達成了廣泛協議。然而，這對德國西南部的許多工人以及威利·布萊歇爾領導下的德國金屬工業工會斯圖加特地區領導團隊來說，似乎還不夠。在斯圖加特談判期間，幾波自發性的工作場所停工加大了對雇主的壓力。最終，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達成了一項15%的基本增長。看來布萊歇爾再次懂得如何成功地對雇主方逐步施加壓力，從而使其改變心意。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一場密集的資訊宣傳活動，其重點在於勞工以及地方工會官員的決策過程。一如既往，他認為持續在工廠層面提供資訊是確保勞工準備好參與工業衝突的關鍵。
1971年底，布萊歇爾的辦公桌上迎來了最後一次機會，來策劃並領導一場反對雇主方的工業衝突——這次是全國規模的。那一年，雇主們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抵制工會的要求。他們的聯合會「Gesamtmetall」協調了各個談判地區的談判，並成功地確保其地方協會對工會採取強硬路線。提出的增幅最多不應超過5%。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地方都不應提出更高的報價。針對這一立場，1971年8月，德國金屬工業工會自己的薪資委員會為單一的——全國性的——關稅區提供了指導方針，規定增幅在10.5%到11.0%之間。
在1971年夏末和秋季，由於雇主和工會雙方的頑固不化，不同地區的各種妥協嘗試均告失敗。在北符騰堡/北巴登，前經濟部長赫爾曼·費特於1971年11月2日提出了一項妥協方案，設想加薪7.5%，為期七個月（之後，雙方可以就進一步加薪進行談判）。德國金屬工業工會接受了這項妥協：雇主方拒絕了。隨即，「符騰堡-巴登金屬工業家協會」（Verband WürttembergischBadischer Metallindustrieller / VMI）採取了進一步行動，其詳細計畫可能自1971年9月就已備妥，即實施大規模封廠，這將對工會造成嚴重的財務損害。
11月12日，89.6%的工會成員投票支持罷工。11月22日，戴姆勒-賓士、奧迪NSU以及海德堡的Gau Brakes約55000名工人停工。第二天，另有76家公司的6萬名工人跟進。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再次試圖採用「針對性罷工」的策略，而根據《明鏡》週刊的報導，布萊歇爾則致力於在受影響的行業實現全面停工。從一開始，他在這些薪資談判中就採取了普遍不妥協的立場，對代表雇主的「先生們」表現出脾氣暴躁的態度，有時甚至在採訪中插話，批評奧托·布倫納周圍的全國工會執行委員會所採取的路線，這讓工會法蘭克福全國總部的領導人毫不掩飾地感到惱怒。與此同時，察覺到內部分裂的《時代週報》，一份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報紙，半是敬畏半是輕蔑地寫道：「威利·布萊歇爾的最後一戰」。
雇主方於11月26日以封廠回應，影響了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超過30萬名工人。少數幾家公司未能實施封廠，並立即被雇主聯合會開除。與此同時，儘管時任西德總理的威利·布蘭特進行了干預，另一次調解嘗試仍告失敗。布蘭特甚至邀請了主要主角——包括布萊歇爾——到波昂與他會面。
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的困難加劇，因為首次有大量位於實際爭議地區之外的企業因此而全部或部分停工。雇主們表示他們受到材料短缺和供應問題的影響，但工會則認為提出此類擔憂為時過早。與此同時，國家勞動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局長約瑟夫·史汀格拒絕允許雇主向受影響的工人支付「短期工作津貼」。面對所有這些交錯的潮流，布萊歇爾領導的斯圖加特地區團隊仍能維持罷工者的決心。12月8日，一場約有45000人參加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示威活動在斯圖加特舉行。面對封廠的威脅，布萊歇爾痛斥工廠主的不負責任，並再次激發了「他的工人們」的決心。
兩天後，終於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布萊歇爾和施萊爾的領導下，談判團隊在斯圖加特的格拉夫·齊柏林酒店會面，並進行了一場長達30小時的馬拉松式會議，這次沒有調解人的參與。雙方達成協議，於1972年1月實施7.5%的薪資增長，為期十二個月，並輔以10月和11月月份160馬克的定額款項，以及相當於第十三個月薪資40%的與薪資掛鉤的款項。進行投票後，71.2%的會員支持此協議。布萊歇爾，此時已接近職業生涯的尾聲，可以滿意地回顧1971年的談判。儘管達成的增幅並未大幅超過生活成本的增長，但他成功地，就像他在1963年一樣，強力擊退了雇主方永久削弱工會地位的堅決企圖。
兩年後，1973年11月1日，北符騰堡/北巴登地區再次成為薪資爭議的中心，這催生了相對全面的「第二號薪資框架協議」（Lohnrahmentarifvertrag II）。它在就業保障和年長工人保護領域為勞工帶來了許多重要改進。還有備受讚譽的計件工「五分鐘休息時間」（即所謂的史坦庫勒休息時間），以及一系列迄今包含在集體協商回合中的權限現在下放給了工廠的勞資協議會。這個新框架是兩年密集談判的結果。即使布萊歇爾從一開始就將「第二號薪資框架協議」的複雜談判交由法蘭茲·史坦庫勒（後來的繼任者）負責，但兩人已緊密合作多年，最終指導整個過程的還是身為地區工會領導的布萊歇爾。其中包含的許多改進都堅實地植根於布萊歇爾時代的薪資策略。
然而，當新安排生效時，威利·布萊歇爾已不再主事。他已於1972年10月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並退休。
個人生活
在他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兩年後，布萊歇爾收到了一封來自海倫妮·貝克的信，她是與他相交十一年的密友，信中她提出了分手。這是一個打擊。
1946年，威利·布萊歇爾與安娜莉絲·梅茨結婚，他是在戰後為溫特圖克海姆勞工委員會工作時認識她的。他們的兒子格哈德於次年出生。他們的女兒英格伯格則於1952年出生。
1981年6月23日，威利·布萊歇爾在短暫患病後去世。他於6月29日安葬於斯坦哈爾登公墓，靠近他的出生地坎施塔特。全國各地的金屬行業工人大多在上午11點停工一分鐘，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