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騎警

西北騎警（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NWMP）是一支加拿大準軍事警察部隊，成立於1873年，旨在於加拿大新成立的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ies, NWT）維持秩序。其成立背景為1870年哈德遜灣公司將魯珀特地及西北領地移交予加拿大、紅河叛亂的發生，以及為應對後續賽普勒斯山慘案所顯現的無法無天狀態及對美國軍事干預的擔憂。西北騎警沿襲皇家愛爾蘭警隊的模式，集軍事、警察和司法職能於一身。為減少與美國及原住民可能發生的緊張關係，該部隊被設定為一支小規模的機動警察部隊。西北騎警的制服包括紅色外套，此設計刻意引人聯想起英國及加拿大的軍服。

西北騎警由加拿大政府在約翰·麥克唐納爵士擔任總理期間成立，他將其宗旨定義為在廣袤的西北領地「維護和平及預防犯罪」。麥克唐納將這支警察部隊設想為一支準軍事力量，他寫道：「最佳的部隊將是騎馬步槍兵，受過騎兵作戰訓練……並定名為警察」。麥克唐納主要擔心的是，美國商人的活動（如賽普勒斯山慘案）會導致原住民殺害美國商人，進而引發美國以加拿大無力在該地區維持法律與秩序為由，派遣軍隊進入西北領地保護美國公民的生命安全。麥克唐納最大的恐懼是，一旦美國人佔領了西北領地，他們將不會離開，該地區最終會被美國吞併。

1874年，西北騎警被部署至今日亞伯達省邊界地區。他們那趟計畫不周且艱辛的近900英里（1,400公里）旅程，後來被稱為「西征」，並被描繪成一趟史詩般的耐力之旅。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西北騎警建立了一個由堡壘、哨所和巡邏隊組成的廣泛網絡，並將加拿大法律擴展至整個地區。西北騎警在草原上的生活條件十分簡樸，且往往不舒適，直到該世紀末才逐漸改善。

到了1896年，政府計劃將警務責任移交給各省，並最終解散西北騎警。然而，隨著克朗代克地區發現黃金，西北騎警被重新部署，以保護加拿大對該地區的主權，並管理湧入的淘金者。西北騎警的志願者被派往第二次波耳戰爭中作戰，為表彰他們在該戰爭中的貢獻以及三十年來在西北及育空領地維持治安的功績，英王愛德華七世於1904年授予西北騎警「皇家」稱號，使其成為皇家西北騎警（Royal 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RNWMP）。在民眾反對和地區政治人物的壓力下，解散皇家西北騎警的計劃被擱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皇家西北騎警成員志願參軍，這支人力嚴重損耗的部隊的前途再次堪憂。然而，戰爭末期，對潛在布爾什維克陰謀的恐懼日益加深，當局遂指派皇家西北騎警調查此威脅。在溫尼伯大罷工的暴力事件後，政府於1920年將皇家西北騎警與自治領警察合併，成立了加拿大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歷史

背景

西北騎警的創立源於1870年代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領向西北領地的擴張。該自治領於1867年由加拿大、新斯科細亞和新布藍茲維三個英屬殖民地聯邦化而成，但其西北廣闊的土地，即所謂的魯珀特地，仍由哈德遜灣公司作為專有殖民地進行管治。新的自治領政府熱衷於向西擴張，部分原因是擔心美國可能吞併該地區。政府同意以30萬英鎊及多塊土地撥贈為代價，購買該公司的土地，於1870年為自治領增加了約2,500,000平方英里（6,500,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西北領地的地理環境多樣，從極北的嚴酷條件，到南部大平原邊緣被平坦、半乾旱的草原所覆蓋。一片被稱為「地盾」的岩石區域，因不適合耕作，形成了阻礙歐洲殖民者從東部殖民地逐漸擴散的天然屏障。因此，這些領地人口稀少，僅有約15萬原住民、因紐特人及零星的歐洲小群體，以及約1萬2千名梅蒂人定居於曼尼托巴的紅河流域，另有8,500名歐洲定居者在英屬哥倫比亞殖民地。調查報告將這些領地稱為「蠻荒北地」和「廣袤孤寂之地」。

沿著亞伯達南緣的加拿大邊界，由黑腳聯盟佔據，這是一個以獵捕野牛為經濟基礎的原住民族。黑腳族曾因天花而遭受重創，並面臨著來自敵對的蘇族和皮岡族群體日益增強的壓力，這些群體為逃避美國軍隊在南部平原的擴張而越境進入加拿大。來自美國的威士忌商人越過邊界，向原住民販賣酒精，加劇了社會問題和暴力事件的爆發。儘管該地區相對安全，但沒有民政政府，軍事探險家強調，由於缺乏正式的司法體系，導致了「無法無天」和「生命財產缺乏保障」的狀況。

1869年，約翰·A·麥克唐納政府計劃創建一支200人的騎警部隊，以維持邊境秩序；他認為，這樣一支部隊將有助於該地區的殖民，且比部署常規民兵部隊執行此任務的成本要低得多。然而，這項提案的實施被推遲了，首先是因梅蒂人的叛亂，其次是芬尼亞會入侵的威脅。與此同時，1871年由威廉·巴特勒中尉進行的一項調查建議，在北部貿易路線沿線設立一支由一名地方行政官或警監領導、最多150人的騎警部隊，而將邊境地區作為一個無人駐防的邊緣地帶。派翠克·羅伯遜-羅斯上校於1872年進行了另一項調查，並提出了一個替代策略，即招募一支規模更大的550人部隊，任務是南下進入邊境地區本身，並在那裡建立法律與秩序。

成立（1873–1874）

組建

1873年5月23日，在國會經過簡短辯論後無異議通過《騎警法》，麥克唐納為其新部隊取得了批准。當時，麥克唐納似乎打算創建一支騎警部隊，以監管「從曼尼托巴到洛磯山脈山麓的邊境」，總部可能設在溫尼伯。他深受皇家愛爾蘭警隊模式的影響，該警隊結合了傳統軍事單位和地方法院的司法職能，他相信新部隊能夠在其他無政府地區提供一個地方治理體系。最初，麥克唐納還希望仿效英屬印度軍隊的模式，組建由白人加拿大軍官指揮的梅蒂人警察單位，但在1870年的紅河叛亂引發對其忠誠度的質疑後，他被迫放棄了這一想法。

1873年6月，約30名阿西尼博因原住民在賽普勒斯山慘案中喪生，引起全國譁然。作為回應，麥克唐納利用樞密院令頒布了新法規，正式創建了西北騎警，意圖在次年初動員並部署這支部隊。隨後，西北領地副總督亞歷山大·莫里斯的報告送達，將慘案歸咎於咆哮堡的威士忌商人活動；莫里斯預測，若不立即採取行動，整個地區的原住民將會發生大規模起義，而美國可能藉機干預。麥克唐納並不完全信服總督的分析，但仍同意招募150人，並在冬季天氣封路前將他們西調至下加里堡。

麥克唐納的保守黨政府隨後因太平洋醜聞下台，由亞歷山大·麥肯齊的自由黨政府接替。麥肯齊更相信莫里斯的報告，且他本人對威士忌貿易有道德上的顧慮。華盛頓方面呼籲渥太華確保邊境安全，以防止美國印地安人在加拿大購買威士忌，這加劇了這些擔憂。麥肯齊最初建議派遣一支加拿大-美國聯合軍事遠征隊，但在總督等人指出邀請美國陸軍部署至加拿大領土的嚴重後果後，他轉而同意部署新的騎警來執行此項行動。另外150人在加拿大東部招募，經由鐵路穿越美國，西行至達弗林堡與部隊的第一部分會合。

西征

1874年，騎警在平原上的部署被稱為「西征」。新部隊的警監喬治·法蘭西上校奉命從達弗林堡西進，以處理當局所稱的咆哮堡周圍的「亡命之徒」，然後分散其部隊，在領地各處建立警察哨所。從達弗林堡出發，法蘭西本可簡單地沿著南部邊境線行進，順著兩年前由英國與美國邊界委員會開闢的一條現成小徑。副總督莫里斯不同意此法，認為這可能引發蘇族的攻擊，他相信蘇族正在美國集結，準備越境進攻，並敦促政府派遣警察走一條更偏北的路線。

遵循渥太華的指示，法蘭西最終同意了莫里斯的意見，即遠征隊將先沿小徑行進，然後轉向避開邊境和蘇族領地。騎警終於在1874年7月8日離開達弗林。這支275人的遠征隊分為六個師，由310匹馬、143頭役用牛和187輛紅河牛車及貨車支援，隊伍在路上綿延達1.5英里（2.4公里）。部隊攜帶了兩門9磅（4公斤）炮和兩門迫擊炮以增加防護，並帶了牛隻作為食物，以及割草機來製作乾草。法蘭西經協商後，讓記者亨利·朱利安隨行，警監希望他能為這支新部隊寫一篇正面的報導。遠征隊沿著邊界小徑進展緩慢，一天最多只走10英里（16公里）。警察們已在惡劣艱苦的條件下行進，而車夫經驗不足、馬匹不適合拉車，更使情況雪上加霜。

7月29日，主力部隊轉離了小徑，向西北方向穿越更為乾燥崎嶇的草原。警察沒有水壺，很快食物和水都耗盡了；隨著天氣惡化，他們的馬匹開始死亡。9月10日，當部隊抵達他們認為是咆哮堡所在的弓河與南薩斯喀徹溫河交匯處時，卻一無所見，因為該堡壘實際上在約75英里（121公里）之外。警察們原以為該地區會有良好的牧草供馬匹食用，但這裡卻是一片貧瘠無樹之地。法蘭西被迫放棄前往咆哮堡的計劃，轉而向南行進40英里（64公里）至邊境，在那裡可以從美國購得補給。更多的馬匹因寒冷和飢餓而死，許多人抵達時已赤腳、衣衫襤褸，總共行進了近900英里（1,400公里）。

補給後，法蘭西率領部分部隊東返，留下副警監詹姆士·麥克勞德率領剩餘的三個師，約150人，向咆哮堡推進。10月9日，當警察抵達該堡時，他們已準備好一場對峙，但威士忌商人早已知悉他們正在接近，並已遠走高飛。部隊接到渥太華的新命令，要求駐守該地區，並在老人河中的一個島上開始建造麥克勞德堡。這次遠征計劃不周、執行不力，幾乎失敗；歷史學家威廉·貝克將其描述為「一次規劃拙劣、無知、無能，以及對人與動物殘酷的巨大慘敗」。儘管如此，它很快就被部隊描繪成一個關於勇敢、堅忍和決心的史詩故事。

早期歲月（1874–1895）

與原住民的關係

隨著騎警的到來，麥克勞德堡周圍的威士忌貿易崩潰，商人轉向合法項目或遷往他處。黑腳族歡迎警察的到來，其領袖鴉足推行合作政策。在僅有有限補給的情況下度過一個艱難的冬天後，部隊解散了其主要指揮部，部分人員留在麥克勞德堡，其餘則在達弗林、天鵝河、愛德蒙頓、溫尼伯和埃利斯等地建立堡壘，不久之後沃爾什和卡加利也相繼設立。麥克唐納新上任的保守黨政府對自由黨組建部隊的方式持批評態度，於1875年下令進行檢查，結論是「對於一支倉促招募和裝備的新部隊來說，它的秩序相當不錯」，但建議進行多項改進，包括提升委任官員的素質。警監法蘭西次年被迫辭職，由詹姆士·麥克勞德接任。

與此同時，邊疆正迅速變化，大型牧牛場在加拿大平原上紛紛建立。政府也推行了新的印地安政策，尋求與原住民簽訂條約、建立保留區及年金制度，希望藉此將原住民融入農業經濟。歷史學家羅納德·阿特金將騎警推動此過程的方式描述為「仁慈的專制」，而約翰·詹寧斯則稱其為「合法的暴政」。警察堅持將加拿大法律嚴格適用於原住民，但同時在回應日益增多的白人牧場主的要求時，對原住民相對支持。部隊與原住民領袖建立了親切的個人關係，使得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暴力程度遠低於美國。西北騎警驅逐了美國威士忌商人，他們的販賣行為曾導致酗酒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這點深受原住民的讚賞。黑腳族酋長鴉足在1877年表示：「騎警保護我們，就像鳥的羽毛保護牠免受冬天的霜凍一樣。」西北騎警逮捕被控殺害原住民的白人，這使得原住民認為西北騎警雖然高壓，但卻是公正的。

1876年，野牛群遷徙至平原其他地區，黑腳族面臨飢荒的威脅。鴉足拒絕了與蘇族結盟對抗美國的提議，他認為野牛狩獵的崩潰和白人移民的到來，意味著他的人民需要與騎警建立長期聯盟。1877年，加拿大政府與黑腳族開始正式談判，由麥克勞德代表維多利亞女王。最終達成的《第七號條約》為黑腳族設立了保留區，以換取賞金和年金的承諾。印地安事務部成立，負責管理保留區，並由警察提供支援。到1879年，最後一批加拿大野牛群因狩獵而滅絕，印地安人為避免飢荒，開始依賴警察發放的物資維生。

與此同時，警方正在處理「坐牛事件」。1876年，美國軍方在達科他州對蘇族發起了一場戰役；蘇族領袖坐牛斷定這場衝突無法取勝，選擇在加拿大尋求庇護。坐牛於次年五月抵達，到了夏天，約有5,600名蘇族人越過邊境，儘管遭到黑腳族的的反對。騎警協助促進了與蘇族的談判，其中副警監艾奇遜·歐文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蘇族拒絕返回南方，警方不得不部署約200人到沃爾什堡，以監督這個移民社群。警方生活在原始的條件下，並自願與蘇族分享他們自己的一些補給，因為蘇族不受《第七號條約》的保障，因此沒有資格獲得政府支持。儘管如此，飢餓逐漸迫使大多數新來者返回美國，而坐牛本人最終於1881年投降。

最初，警方的執法重點在於處理非法飲酒問題，這被認為會助長原住民間的暴力行為。然而，到了1880年代，警方也開始打擊偷馬行為。偷馬在草原上的原住民中很普遍：它構成部落間競爭和戰爭的一部分，而被盜的馬匹則有助於他們的狩獵遠征。警方打擊此行為部分是受印地安事務部的驅動，該部門認為偷馬的習俗延緩了原住民融入更廣泛的加拿大社會。當局也擔心，如果允許原住民從美國邊境偷馬，可能會引發對加拿大的軍事干預。

從1885年起，西北騎警被賦予執行類似種族隔離的通行證制度的任務，根據該制度，原住民只有憑當地印地安事務代理人簽發的通行證才能離開保留區，並且必須在通行證到期前返回。通行證制度是在西北叛亂期間作為臨時措施引入的，但後來政府發現它是一種有用的社會控制手段，因此將其永久化。西北騎警知道通行證制度在法律上沒有依據，實際上還違反了與黑腳族簽訂的《第七號條約》，該條約承諾黑腳族人民可以隨意去任何地方。印地安人經常無視通行證制度，1893年5月，赫奇默警監命令西北騎警停止執行該制度，稱其在加拿大法律下是非法的，但這一決定被印地安事務部否決。加拿大政府的意圖是殖民草原地區，政府認為除非能保證原住民受到控制，否則定居者不會前來，通行證制度因此應運而生。

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建設

1881年，加拿大政府開始修建連接加拿大東部和英屬哥倫比亞的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旨在為西北領地開闢定居地。為此，騎警將其總部遷至新領地首府里賈納鎮，該鎮是沿著鐵路線建立的。1882年，為應對日益增多的任務需求，部隊規模擴大至500人，警察也開始利用鐵路更方便地從東部省份招募新兵。

騎警承擔了與此新計畫相關的一系列任務。警察隊伍護送施工隊伍穿越洛磯山脈，並被授予沿線地區的特別管轄權。他們執行酒類法規，並監督隨主要施工隊伍的流動服務工人。他們化解了許多涉及建築工人和公司的緊張局勢，包括介入解決公司未如約支付工人工資的案件，但他們也介入支持鐵路公司。1883年，當鐵路員工為爭取更高工資而罷工時，騎警守衛公司列車，護送新司機，並在必要時親自駕駛火車頭；兩年後，警察驅散了一千多名建築工人因欠薪而發起的抗議，並逮捕了主要領導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負責人威廉·范·霍恩感謝該部隊對計畫最終完成所作的貢獻。

鐵路的建設在政府與原住民之間引發了新的緊張關係。當局希望將原住民遷往鐵路以北的保留區，以切斷他們與美國邊境的聯繫。而原住民方面則對鐵路穿過他們的土地感到不滿，偷竊公司馬匹並擾亂施工。騎警進行了逮捕，政府也減少了他們的口糧：到1883年，飢餓的威脅迫使原住民遷移至鐵路線的北側。

西北叛亂

1885年，西北叛亂沿著北薩斯喀徹溫河谷爆發。在政治和經濟問題的雙重驅動下，路易·里爾和他的梅蒂人追隨者意圖組建一個臨時政府，爭取克里族原住民的支持，擊敗騎警並佔領該地區，迫使加拿大政府坐上談判桌。自前一年秋天以來，警察內部一直對潛在的不穩定局勢感到擔憂，並在冬季增加了在該地區的駐軍。隨著緊張局勢加劇，1880年因財務管理不善指控而接替麥克勞德擔任警監的歐文開始動員里賈納所有可用的警力，使部隊的作戰力量達到562人。

當叛亂最終於三月在巴托什爆發時，歐文迅速從里賈納冒雪推進至亞伯特親王城，並在那裡駐紮了90名警察。警司萊夫·克羅澤率領一支由警察、平民志願者和一門7磅（3公斤）砲組成的部隊前往卡爾頓堡，試圖奪取一批補給。在此過程中，克羅澤在鴨湖遭遇了一支規模更大的叛軍，他的分隊在隨後的戰鬥中慘敗。受此鼓舞，一些克里族領袖，包括龐德梅克和巨熊，現在也加入了梅蒂人的起義，儘管其他人繼續暗中支持政府，部分原因是警察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警察迅速放棄了河谷沿線的大部分哨所，撤退到更易防守的地點；督察法蘭西斯·狄更斯被迫帶著他的人乘坐一艘臨時製作的船隻逃離皮特堡。

與此同時，由弗雷德里克·米德爾頓少將指揮的超過5,000名民兵（英國軍隊撤離後初具雛形的加拿大軍隊）沿著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匆匆西進。米德爾頓將其部隊分為三路，並親率主隊，意圖奪回巴托什。第二路部隊推進至巴特爾福德，然後南下至切刀溪，由74名騎警組成先遣隊。在那裡，該部隊突襲了龐德梅克的營地，但先頭部隊的攻擊失敗，政府軍被迫撤退。經過多次延誤，米德爾頓終於攻擊了叛軍首都，贏得了巴托什戰役，迫使里爾投降，並於5月20日解除了亞伯特親王城的圍困。第三路部隊在20名騎警及其9磅（4公斤）砲的支援下進軍愛德蒙頓，政府在那裡俘獲了巨熊及剩餘的叛軍克里族人。里爾被騎警囚禁在里賈納，經短暫審判後被處以絞刑。

米德爾頓批評歐文和騎警在整個戰役期間一直留在亞伯特親王城，並且未能在巴托什戰役期間增援他。這位將軍建議解散該部隊，並用一支騎馬步兵團取而代之。他公開將警察比作「地鼠」，在戰鬥中撤退躲藏，他的抱怨被媒體採納。歐文因缺乏魄力而受到媒體批評，且未獲總理支持，他於次年辭職，由勞倫斯·赫奇默接任。反過來，歐文抱怨克羅澤的行為以及在鴨湖戰役中「警察和志願者所表現出的魯莽」；當細節公之於眾後，克羅澤辭職。

在草原上的行動

叛亂後的幾年裡，政府旨在安置西北地區的國家政策持續進行；到1885年，隨著鐵路帶來移民，白人定居者成為該地區的多數，他們的人數在1890年代幾乎翻了一倍。叛亂之後，騎警的編制增加到1000人，官方說法是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白人人口，但也是為了防止梅蒂人和原住民未來再次起義。最初犯罪率很低，警察執法相對非正式，注重維護法律精神而非字面條文，但隨著人口增長，部隊很快面臨新的挑戰。

在警察抵達後的一年內，牧牛者便進入了這些領地，最初他們聚集在警察哨所周圍尋求保護。政府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大型牧場的發展，圈佔面積達100,000英畝（40,000公頃）的土地，並排擠小農。警察與牧場主關係密切，許多早期的新兵在離開部隊後也成為了牧場主。然而，較貧窮的定居者非法佔地開始成為一個問題，在1890年代演變成公開的爭端，騎警被部署去驅逐他們。這項任務在部隊中不受歡迎，但他們仍勉為其難地執行，直到1896年政府對小定居者的政策最終改變。警察為新牧場提供了一系列其他服務，沿著邊境展開行動，防止牛隻向北越境進入加拿大牧場，實施檢疫計劃，並協助處理獸醫問題。

1880年代末，白人盜賊沿邊境偷竊馬匹的規模急劇增加，警察的零星部署無法應對。作為回應，赫奇默警監引入了一套橫跨領地的警察巡邏系統，以預定的訪視和檢查為主，並輔以突擊式的「飛巡」。此法得益於在各大牧場建立的新哨所網絡。警察會走訪幾乎每一個農場或牧場，力求認識社區中的每一位成員，收集情報，並請每位定居者在巡邏簿上記錄任何問題。在此過程中，警察協助分發救濟物資，包括給受叛亂影響的梅蒂人社區，提供緊急醫療援助，並為偏遠地區遞送郵件。在新巡邏系統下，騎警每年平均騎馬行進總計160萬英里（260萬公里）。在法院嚴厲判決的支持下，此過程幾乎消除了農村犯罪。

叛亂後，政府引入了一套新的控制原住民行動的制度，稱為通行證制度。此制度要求任何離開保留區的人必須持有政府代理人簽署的通行證，否則將面臨警察的逮捕。警方接獲建議稱此新政策是非法的，因為它違反了《第七號條約》，該條約曾保證自由遷徙的權利，但他們仍繼續執行多年。最終，部隊轉而利用流浪法作為替代方法，將原住民從特定區域驅逐。警方利用特工從原住民和梅蒂人社區內部收集情報，並自1887年起，他們還僱用原住民成員擔任特別警員，通常將他們部署為偵察員和追蹤者。這些偵察員穿著非正式的制服，有權逮捕自己社區的其他成員，但不能逮捕白人。

執行禁酒令開始給部隊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酒類法規旨在防止原住民飲酒，但其條款在1880年代末也適用於日益增多的白人定居者。儘管一些禁酒團體對這些措施表示讚賞，但大多數定居者反對。可以授予進口酒精供個人消費的特別許可證，但這些許可證的發放並不公正，加劇了普遍的不滿情緒。許多部隊成員自己也飲酒，包括從走私者那裡沒收的酒，並設立了警察啤酒食堂，為部隊成員提供合法的替代品。在較大的城鎮，定居者也開始例行地規避法律，儘管有騎警的搜查、臥底警官的部署，以及法院施加的巨額罰款。公眾對部隊的敵意增加，警察很快發現自己幾乎完全被耗在執行這些不受歡迎的法律上。1892年，法律修訂通過，取消了禁酒令，允許公共酒吧獲得許可；新法律由當地城鎮檢查員執行，從而解除了部隊對此問題的大部分責任。

由於草原上幾乎沒有白人女性，鐵路工人和在洛磯山脈山麓開設的礦場湧入的大量男性勞工，對賣淫產生了巨大需求，賣淫因此蓬勃發展。賣淫是非法的，但西北騎警傾向於將其視為一種「必要的邪惡」，認為男性工人需要性，關閉妓院會導致無法控制的社會緊張。在1874年至1890年間，西北地區僅有12宗賣淫定罪，這反映了容忍賣淫的「必要邪惡」政策。西北騎警的男性成員自己也經常光顧妓院，這是容忍妓院存在的另一個原因。在一篇社論中，《里賈納領袖報》嘲諷地指出，「騎警的紅色制服在這些窩點中時時刻刻閃現進出。由於沒有人被捕，這些探訪的性質便可輕易猜測！」赫奇默警監抱怨說，性病在西北騎警中造成的醫療治療比任何其他疾病都多，這使他從相關人員的薪水中扣除性病的醫療費用。

西北騎警的政策是允許紅燈區存在。然而，他們會不時地發動突襲以關閉一家妓院；這樣做是為了給人一種賣淫不被容忍的印象。從1890年起，來自新教教會的壓力導致了一場對賣淫的打擊行動。然而，這場運動效果不彰，因為西北騎警會突襲一家妓院，並讓老鴇選擇支付罰款或離開城鎮；通常後者被採納。妓院剛被關閉，幾週後另一家又會開張，導致這種循環不斷重複。對西北騎警來說，另一個問題是警員的日薪為60分，這使得西北騎警難以招募到「品行良好、習慣穩重的人」。到1904年，平均有10%的警力要麼被解僱，要麼逃往美國。鑑於西北騎警警員的平均年齡在20至25歲之間，且大多數未婚，他們有明顯的傾向與被委婉地稱為「風月女子」的妓女交往。西北騎警的「必要邪惡」政策在20世紀初與要求杜絕賣淫的新教教會和公民團體之間造成了許多緊張關係。1907年，在接到投訴稱卡加利城外的鼻溪有一家滿是日本妓女的妓院在經營後，西北騎警的迪安警司拒絕關閉它，稱該妓院每9天接受一次體檢，關閉它會導致性病傳播，這在卡加利的報紙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晚期歲月（1895–1914）

城市中心的增長

十九世紀末，移民、城市化和工業化改變了這些領地，摧毀了舊有的邊疆生活方式。1910年至1914年間，三百萬移民抵達加拿大，其中許多來自東歐，超過半數在這些領地定居。隨著新城鎮在草原上建立，城市人口顯著增長。許多移民受僱於該地區不斷增長的工業，特別是由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帶動的大型採礦和製造業中心。隨著社會變遷，人們擔心移民和罪犯會利用新的鐵路網絡。

結果，對騎警的需求日益增多，他們難以應對這些變化。人口的增長導致部隊處理的刑事案件增加：1900年調查的案件不到1000宗，但四年內案件數量已增至4000多宗。關於騎警在新城鎮中應扮演何種角色存在爭議，部隊開始擔心這些城鎮正在抽調警力，犧牲了更廣闊、人口較少的草原地區，那裡的巡邏系統已經不得不縮減。1888年曾短暫設立了一個特別的鐵路分部，利用臥底警官沿鐵路線收集情報，並提出了建立更大偵探分部的計劃，但未獲實施。他們嘗試在新城鎮執行賣淫法——這些法律先前基本上被忽略——由警察非正式地規管當地的性產業。

地方政府對騎警施加壓力，要求其在各種事務上提供協助，這往往遭到警察方面的反對。這些事務包括支持公共衛生工作、分發救濟物資、撲滅和調查火災，以及繼續管理牛隻的流動。新的鐵路線不斷修建，警察被指派協助建設加拿大北方鐵路和大幹線太平洋鐵路，以及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鴉巢山口支線，沿襲了他們1880年代早期工作的模式。部隊的委任官員在擔任地方法官和公司管理層與施工隊伍之間的非正式仲裁者方面，承擔了沉重的法律負擔。

勞資關係

新的工業勞動力通常在非常惡劣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享有的就業權利很少。抗議而離職的工人可能會被騎警根據《主僕法》以擅離職守為由逮捕，或者根據流浪法被拘留。雖然有組織的勞工在加拿大的地位很弱——工會的法律權利非常有限——但這段時期的勞資糾紛數量顯著增長。由此產生的停工和罷工有時需要武裝政府的干預。民兵最常用於此目的，但部署騎警成本更低，且被認為政治上更可靠。

因此，在1887年至1906年間，該部隊多次被召集來處理勞資糾紛。例如，在礦業城鎮萊斯布里奇，亞伯達鐵路與煤炭公司在1894年試圖裁員減薪期間，將其勞工拒之門外；一支由十名警察組成的小隊被部署以維持秩序，特別是應對東歐移民可能帶來的風險，並在糾紛中進行調解。1906年，在該公司（現稱亞伯達鐵路與灌溉公司）與勞工就工會承認、薪酬和工作條件發生糾紛期間，警察再次在那裡部署了九個月。一支由82名正規警察組成的隊伍，得到了從公司內部招募的11名特別警員的增援，並部署了一名臥底警員滲透罷工，傳回情報。他們還努力收集工會領袖收入的資訊，可能意圖用來詆毀他們。警察維持秩序，並護送非罷工工人通過罷工防線。

對於騎警在這些糾紛中是保持中立還是偏袒雇主，歷史學家們持不同觀點，但所有人都同意，隨著有組織的勞工力量日益壯大，警察在處理罷工中的處境變得更加困難。騎警不喜歡來自東歐或南歐背景的勞工鼓動者和罷工者，但他們也對普通工人面臨的困難抱有一些同情，並且通常不願意在可能引發騷亂的風險下積極協助公司業主。

克朗代克淘金熱

直到1890年代，政府在加拿大遙遠的西北地區沒有任何存在。1894年，黃金開採的興起和人口的增長導致渥太華被呼籲介入，既是為了控制威士忌貿易，也是為了保護當地的原住民。作為回應，騎警沿著育空河進行了一次調查並徵收了關稅。對美國可能試圖奪取這個富含礦產地區的恐懼日益加深，於是在1895年，一支由二十人組成的警察隊伍在四十哩建立。儘管實際犯罪很少，但警察與礦工委員會之間的摩擦很快就產生了，這些委員會是在過去幾年中為提供非正式司法而創建的。1896年6月，警察將此問題推向高潮，派遣一支隊伍進入其中一個礦營，推翻了當地委員會的決定。

1896年，克朗代克河谷發現了巨量黃金。次年消息傳開後，約有10萬人湧向克朗代克尋求財富，其中大多數人沒有採礦經驗。為了到達該地區，許多淘金者徒步穿越艱險的山路，並使用原始的船隻沿河而行，儘管最終成功到達金礦區的不到4萬人。一支龐大且耗資巨大的騎警分遣隊在克朗代克建立，到1898年時已達288人，約佔整個部隊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許多經驗最豐富的人員。

該地區的邊界自1867年美國從俄羅斯購買阿拉斯加以來一直存在爭議，而湧入的淘金者大多數是美國人。在擔心美國可能吞併金礦區的新憂慮中，騎警被賦予在邊界線上確立加拿大控制權的任務。部隊在育空邊界和易於控制的山隘設立了控制站，並為這些哨所配備了馬克沁機槍。警察檢查非法武器，阻止罪犯入境並徵收關稅，同時協助保護和引導移民流，調解他們的爭端並提供實際建議。

騎警在淘金熱的新興城市道森市設立了總部，並在整個育空領地巡邏，建立了一個由三十三個哨所組成的網絡。偵探被部署滲透美國組織，以尋找潛在的陰謀。警察的角色還包括消防安全、管理當地狩獵、營運郵政和電報系統、擔任驗屍官以及管理採礦登記系統。歷史學家莫里斯·扎斯洛將此時期的育空描述為一個「警察國家」，而威廉·莫里森則強調了該部隊在認為必要時，樂於創造並執行不存在的法律的家長式作風。在此期間，警察的行動高效且廉潔，基本上遏制了該地區的犯罪活動，儘管他們的任務因克朗代克的地理環境而變得較為容易，這使得阻止不受歡迎者進入相對簡單。克朗代克淘金熱在當時引起了全球巨大的關注，育空道森市的相對有序與阿拉斯加史凱威的混亂暴力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報紙上引發了廣泛評論。反映了西北騎警形象的改善，1897年，作為維多利亞女王鑽禧慶典的一部分，一群身穿色彩鮮豔的猩紅色制服的西北騎警騎手作為加拿大分隊的一部分，在倫敦街頭遊行。西北騎警騎手在倫敦引起了轟動，從那時起，騎警的浪漫形象在英國開始流行起來。

第二次波耳戰爭

1899年第二次波耳戰爭爆發時，許多騎警成員因同情大英帝國事業及部隊內部濃厚的軍事傳統，而希望志願前往南非服役。事實上，赫奇默警監曾於1896年提議派遣一支350人的部隊參加蘇丹戰役，但被其上級拒絕。公眾對加拿大的軍事回應反應熱烈；然而，起初似乎只需要極少的部署，直到英國遭遇數次失敗後，倫敦才歡迎了提供更實質性部隊的提議。加拿大政府將騎警視為經驗豐富的騎兵主要來源，成員們獲准在服役期間離隊。加上維持在育空地區承諾的壓力，這使得1900年時，剩餘領地的警察人數減少至僅682人。遼闊的南非草原與加拿大草原的相似性，被認為使西北騎警非常適合在南非作戰。赫奇默是一位高效的官僚，但他專制的領導風格使他不適合「駕馭那些為女王和國家奮勇參戰的勇敢冒險家」。

赫奇默招募並指揮了一支由144名騎警志願者組成的隊伍，他們幾乎佔了新成立的加拿大騎馬步槍兵第二營的半數；營中許多其他志願者也是前警察。西北騎警對加拿大騎馬步槍兵營的影響力很強；在該營的軍官中，19人中有13人是西北騎警成員。在志願前往南非作戰的警察中，67.4%是英國出生的，其餘則是加拿大出生的，這反映了在加拿大的英國男性移民最有可能志願前往南非服役的傾向。然而，在該營抵達南非後不久，赫奇默的上司愛德華·赫頓少將認定赫奇默不適合擔任軍事指揮官，並讓他退役。赫奇默向總理投訴，總理隨後將他從警察部隊中完全解僱，並由艾爾斯沃斯·佩里接替，佩里是一位職業警察，也是自由黨政府的支持者。

騎警在衝突期間影響了其他帝國部隊的創建。加拿大駐倫敦高級專員斯特拉斯科納勳爵仿照該部隊組建了一支配有騎馬步兵的單位，認為這將特別適合對付波耳人的偵察隊。三十三名現役警察加入了該單位，其中包括警司塞繆爾·斯蒂爾，他成為了他們的指揮官。斯特拉斯科納部隊將騎警的斯特森帽作為其制服的一部分，而反過來，他們獨特的靴子在1901年被警察採納為官方鞋履。1900年10月，南非警備隊成立，以維持收復領地的治安；它仿效了騎警，其成員再次佩戴部隊的斯特森帽；它吸收了四十二名騎警成員，其中一個師由斯蒂爾指揮。騎警志願者在衝突中遭受了七次傷亡。斯特拉斯科納部隊的成員亞瑟·理查森中士因在沃爾夫斯普魯伊特（Wolve Spruit）的猛烈炮火下營救一名加拿大士兵而榮獲維多利亞十字勳章。1904年，為表彰其在戰爭中的貢獻，王室將該部隊更名為皇家西北騎警。

爭議與批評

1885年後，騎警持續面臨批評，透過一系列在主流媒體上被稱為「赫奇默醜聞」的指控。勞倫斯·赫奇默被任命為警監，部分原因是他在印地安事務部的良好聲譽，但也因為他的保守黨傾向以及他與麥克唐納總理的家族關係。赫奇默的兄弟威廉——本身也是一名騎警警司——幾年前曾因公開醉酒逮捕了報社老闆尼古拉斯·達文。顯然是出於報復心理，達文在勞倫斯成為警監後，對他展開了報復，並得到了另一位報社出版商查爾斯·伍德的幫助。勞倫斯·赫奇默不受他許多軍官的歡迎，達文便發表了他們對他的批評，以及對各種不當行為的指控。政府下令進行調查，隨後進行了司法調查，兩者都清除了赫奇默的任何嚴重指控。

儘管如此，該部隊的聲譽因這場爭議而受損，且持續有抱怨稱該部隊規模過大、經費過多，並由政治任命者充斥。到了1890年代，渥太華形成了一個政治共識，即西部省份應實現自治，並承擔起自己的警務責任；因此，是時候計劃關閉這支最初只打算作為臨時組織的部隊了。1893年，部隊人數減至850人，到1898年減至750人。1896年，保守黨政府在競選連任時，計劃進一步縮減部隊規模，據報將減至500人，但輸給了由威爾弗里德·勞雷爾領導的自由黨。新總理在競選時的政綱是增加各省執行法律的權利。他制定了將騎警規模減半的計劃，作為淘汰該部隊的第一步，並提議在西北領地建立一個新的民兵團，以履行任何遺留的軍事需求。

克朗代克淘金熱的事件挑戰了這項政策，因為該部隊很快就成為控制遙遠北方邊境的關鍵。然而，將整個部隊遷往偏遠的育空地區，將使警察的訓練和支援安排成本增加一倍以上，因此他們現有的基地對北方行動仍然至關重要。鐵路公司和礦業公司對警察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加，以及牧場社群對持續支持的呼籲，也使得自由黨更難考慮削減該部隊。隨後，第二次波耳戰爭打亂了建立替代民兵單位的計劃，而赫奇默在南非災難性的任職，則使自由黨得以用自由黨支持者佩里取代他。結果，政治論述開始轉向支持可能保留該部隊。

1904年選舉後，新成立的亞伯達省和薩斯喀徹溫省政府宣布，他們希望承擔與東部省份相似的責任，但並未顯示出實際建立自己省級警察部隊的跡象。最終，勞雷爾於1905年提議，騎警應留在新省份，以每年75,000美元（約等於2023年的2,540,000美元）的合約為省級當局服務——這大約是實際運營成本的三分之一——這個解決方案得到了雙方的批准。結果，警察的工作量迅速增長，處理的刑事案件在1905年至1912年間幾乎增加了三倍，達到13,000多宗。儘管佩里警監有所抱怨，政府仍拒絕增加騎警的編制。到1913年，各省對所提供的服務表示不滿，薩斯喀徹溫省表示不打算在1916年續約。

向北方擴張

克朗代克淘金熱之後，騎警繼續將其哨所網絡擴展至遙遠的北方。1903年，由查爾斯·康斯坦丁督察率領的一支小型警察隊伍被派往赫歇爾島，調查當地流動的捕鯨社群對因紐特婦女的性虐待指控；此決定也出於擔心美國可能試圖主張對更廣泛的麥肯齊三角洲的主權。警察未發現性虐待的證據，但藉此機會徵收了關稅，並試圖取締向原住民社群販賣酒類。同年，一支備受矚目的加拿大遠征隊乘坐「SS海王星號」帆船前往哈德遜灣，其中包括警司約翰·穆迪和一小隊騎警。

將警察的影響力擴展至整個地區在後勤上具有挑戰性，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哨所網絡，並利用蒸汽船沿岸運輸補給。對部隊來說，這是一種嚴酷的生活，特別是當補給因惡劣天氣而延誤時。1908年，一條通往哈德遜灣的鐵路開始修建，持續了二十年，雖然這需要大量的警察協助，但也逐漸緩解了向海灣周圍警察哨所供應物資的挑戰。1912年，警察在約克工廠周圍開設了臨時分隊，然後於1913年在納爾遜港設立，警察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師部。巡邏隊向北推進至貝克湖及科珀曼河沿岸，直到十年末，警察在哈德遜灣的存在已減至最低限度，部隊專注於向更偏遠的地區擴展。

北方的原住民通常對歐洲人已有一定的經驗，例如通過與哈德遜灣公司的接觸，因此警察與這些原住民社區之間幾乎沒有衝突，犯罪也很少。然而，原住民通常不喜歡警察，並常常將更廣泛的政府政策歸咎於他們；而騎警方面，則常以輕蔑的態度看待原住民。相比之下，騎警與因紐特人的關係要好得多，後者與歐洲人的接觸要少得多。部隊對他們通常採取更自由、更家長式的態度，在偶爾發生因紐特人犯罪時，常採用非正式的司法手段而非官方法律。原住民和因紐特人被僱用來駕駛警犬雪橇並為巡邏隊做飯。

最後歲月（1914–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加拿大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政府開始擔心國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脅，威脅可能來自仍同情其中歐祖國的移民，或來自越境的具有德國或愛爾蘭背景的美國公民。當局引入了新的戰時保密規定，包括新聞審查。應對這些任務的責任被分配給聯邦的自治領警察，但他們的資源非常有限；事實上，戰前他們常常不得不從美國僱用私家偵探。因此，自治領警察將其大部分職責下放給地方警察部隊，在亞伯達省和薩斯喀徹溫省的案例中，則是下放給騎警。

騎警最初的戰時行動集中在移民活動和邊境安全上，但很快便擴大了行動範圍。與波耳戰爭期間不同，騎警起初被禁止志願前往海外服役，部隊規模反而暫時增加到1200人。部隊調查與同盟國相關的陰謀謠言，但由於大多數騎警在相關族裔社群中沒有人脈，他們轉而利用秘密特工和線人收集情報，並由少數臥底警官支援。與此同時，禁酒運動者與士兵之間因酒類法規的實施而關係緊張。1916年10月，卡加利的警察營房遭到兩百多名士兵和平民的襲擊，他們試圖釋放因酒精違規而被捕的六名士兵。該建築被毀，一名警官中彈，另有多人受傷。

部隊新的安全角色需求，加上其傳統的警務職責，很快使警察的資源捉襟見肘。佩里警監向政府提出了他對此情況的擔憂，作為回應，亞伯達省和薩斯喀徹溫省警察部隊成立，從而得以關閉超過80個騎警哨所。佩里認為，該部隊現在已「大致完成了其創建時的使命」，並提議騎警應轉而專注於支援在歐洲的加拿大遠征軍，並威脅說如果警察不被允許參戰，他將辭職。儘管軍方抱怨西線已不再需要騎兵，1918年5月，一支由738名騎警組成的部隊仍被派往海外，組建「A」中隊，另有186人被部署至西伯利亞，支援在俄國內戰中作戰的英軍。到12月，加拿大僅剩下303名騎警，主要負責邊境保護，而戰爭早期建立的情報網絡也被逐漸解散。

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

在戰爭的最後幾年，加拿大實行了徵兵制，伴隨而來的是勞動力短缺、社會變革的壓力，以及剩餘勞動力的迅速工會化。雖然對同盟國的擔憂減弱，但1918年底，政府內部對俄羅斯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可能在暗中策劃一場遍及加拿大的罷工運動的恐懼日益加深。作為回應，總理羅伯特·博登創建了一個由政治家查爾斯·卡漢領導的公共安全處。卡漢曾設想將此組織轉變為一個規模更大的秘密情報機構，類似於美國的調查局，但他很快與博登失和，最終辭職。

與此同時，佩里警監為騎警的未來提出了三個選項：該部隊可以被併入加拿大軍隊；其職權範圍可以縮減至僅在遙遠的北方維持治安；或者可以賦予其在整個加拿大範圍內更廣泛的公共和秘密警務角色。佩里推崇第三個選項，因此代理司法部長亞瑟·米恩提議將騎警和自治領警察合併，並置於佩里的指揮之下。這個想法被博登否決，他錯誤地認為這次合併對佩里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他以為佩里仍然希望部隊有軍事化的未來。

取而代之的是，1918年12月，博登透過地理劃分的方式重組了加拿大聯邦安全體系，將全國警務分為兩半：騎警負責西部，向樞密院主席報告；自治領警察則負責東部，受司法部長監督。騎警的編制將永久維持在1200人，這造成了巨大的人力需求：仍在歐洲和西伯利亞服役的部隊成員被命令返回。警察開始招募新的秘密特工網絡，佩里指派他們調查「外國人定居點」，以識別「布爾什維克傾向和教義的最輕微跡象」，部隊也採納了新法律，允許未經審判即驅逐被懷疑持有極端主義觀點的移民。警察的行動運作良好，儘管實際上並未發現任何布爾什維克陰謀的重大證據。

合併

政府對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仍然深感憂慮，1919年5月，溫尼伯大罷工爆發，引發了一場全國性危機，部長們擔心這會導致一場革命。騎警被部署以維持公共秩序並收集關於罷工者的情報；245名騎警被派往該市，並由四輛裝載機關槍的卡車支援。6月21日，這天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六」，退伍軍人遊行穿過城市以支持罷工者；當局召集騎警驅散遊行隊伍。當警察到達時，抗議者已開始騷亂，警察進行了兩次騎馬衝鋒。隨後，警察斷定他們正在失去對局勢的控制，便向人群開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遊行者四散而逃，罷工隨之瓦解。

溫尼伯事件凸顯了加拿大全國安全事務管理的混亂和協調不力，西部和東部警務組織之間的人為分割，以及缺乏一位統一的高級安全領導人。佩里警監建議創建一支新的聯邦警察部隊，理想情況下是將自治領警察併入現有的騎警部隊。他認為，騎警規模更大、軍事化程度更高、經驗更豐富，並已證明有能力執行秘密情報工作。他們也不受工會影響，並在公眾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作為回應，總理博登於1919年11月修訂了警務立法，將皇家西北騎警和自治領警察合併，成立加拿大皇家騎警，新部隊在佩里的指揮下，負責加拿大全國的聯邦執法和國家安全。該法案於1920年2月1日生效，正式標誌著舊部隊的終結。

組織與工作生活

結構

1873年西北騎警成立時，其最初的階級結構為督察、副督察、參謀警員、警員和副警員，整個部隊由警監和副警監領導：此制度反映了其模仿對象皇家愛爾蘭警隊的制度。1878年，此結構進行了全面改革，取而代之的是由警司、督察、參謀警長、警長、下士和警員組成的層級結構。非正式地，委任官員常被以相應的軍銜稱呼，警監與上校軍銜相關聯，警司和督察則分別使用少校和上尉的頭銜。在其存在期間，該部隊共有五位警監：1873年至1876年的喬治·法蘭西、至1880年的詹姆士·麥克勞德、至1886年的艾奇遜·歐文、至1900年的勞倫斯·赫奇默，以及領導該部隊直至1920年合併的艾爾斯沃斯·佩里。

雖然該部隊起初向總理負責，但1876年控制權移交給了國務部長，這一安排在1879年的《騎警法》中得到了加強。騎警的規章制度最初非常不正式，主要依據1873年的《騎警法》和1874年發布的一份「規章條例」文件。在缺乏進一步指導的情況下，其官員臨時採用英國軍事條例，實際上像管理一支騎兵團那樣管理該部隊。這導致了一種相當混亂的做法，1886年，理查·迪恩警司發布了一套修訂後的常規命令，隨後在1889年發布了一本更長的「條例與命令」手冊。此框架授權副警監監督、檢查和調查部隊的各個方面，並鼓勵採用更具紀律性的方法來追蹤行動和資源。

該部隊分為數個師，每個師通常由一名警司指揮。部隊總部最初設在下加里堡，直至西征至沃爾什堡，但在1888年遷至里賈納，以更靠近新的鐵路線。里賈納總部在當地被稱為「兵營」，在1890年代，通常任何時候都有約200名警察駐紮。部隊的許多哨所都通過電報網絡連接，自1885年起，還通過電話連接，必要時通訊使用斯萊特的電報密碼加密。1886年購置了打字機，1888年購置了用於分發命令的印刷機。該部隊沒有自己的監獄——被判刑者會被送往曼尼托巴監獄——直到1891年，該領地唯一的短期監禁設施是部隊各師總部的警衛室。

雖然該部隊由其警監指揮，但還有一個有影響力的高級職位——主計長，該職位於1880年設立，以應對麥克勞德對部隊的財務管理不善。在該部隊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此職位由弗雷德里克·懷特擔任，直至1913年由A·A·麥克林接替。主計長負責記錄支出、審計和管理採購，並有效地將大部分非作戰職能從警監的職責中剝離。懷特是總理約翰·A·麥克唐納的政治門生，麥克唐納對部隊的管理非常關心，該職位對於從渥太華爭取對警察的投資支持至關重要。

委任官員

西北騎警由一支相對較小的委任官員團隊指揮，早期編制為25名官員，其中約四分之一是醫療和獸醫官員，1885年後增至50名，官兵比例約為一比二十。這些官員通常來自中產或上層階級背景，且通常是加拿大出生；曾刻意嘗試反映構成加拿大白人社會的不同宗教和族裔群體。他們的任命和職業晉升依賴於渥太華當權政府的政治庇護，通常根據他們的軍事經驗、在警察隊伍中的服役經歷或先前在安大略省皇家軍事學院的學習經歷來選拔。

軍官團是加拿大社會精英的一部分，他們認為自己更接近享有盛譽的正規軍隊，而非地方警察部隊中的同儕。委任官員被期望加入並參與軍官食堂，這是警察仿效相應的軍事傳統而設立的。許多人是共濟會的成員，這是一個在新教加拿大人中流行的運動。這些官員被任命為太平紳士，賦予他們審理民事案件的權力，他們也有權即決審判部隊成員本身，即使是輕微的違規，也可能將警員監禁長達一年。

委任官員在當時領有可觀的薪水；1886年，一名督察的年薪為1,000美元（約等於2023年的34,000美元）。在部隊歷史早期，官員成功徵收關稅和查獲非法貨物還可獲得額外報酬；例如，警司萊夫·克羅澤在1886年獲得了3,659美元的獎金（約等於2023年的124,000美元）。然而，一旦官員購買了諸如制服（約需500美元）等物品，並維持在重要社交活動中的形象，這份薪水便捉襟見肘。大多數官員發現僅靠警察收入難以養家糊口，要麼依賴他們的私人財富，要麼兼任其他有薪職位和政府公職。委任官員是公務員退休金計劃的成員，但這越來越被認為不足，他們的退休金規定在1902年進行了改革。

其他階級

1873年招募的第一批士兵來自各種背景，但大多數人有過軍事經驗。這一批招募的許多人後來因不適合服役而被解僱，不到一半的人完成了他們的服役期，因此在後來的招募中更加謹慎。最初，部隊的大多數成員是加拿大裔，但來自英國的人數在1880年代穩步上升，直到他們佔所有新兵的一半以上，英國出生的騎警在士官幹部中也佔主導地位，主要是因為他們選擇在部隊中待得更久。儘管加拿大出生的新兵數量一度增加，但1910年代的經濟繁榮使得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騎警在倫敦開設了招募辦事處；到1914年，部隊中近80%的人在英國出生。

第一批警察的服役期為三年，但後來的招募者則簽訂五年期的合約，並有可能購買提前退役的權利。在部隊歷史早期，新兵的訓練是在警察總部臨時進行的；作為回應，1885年在里賈納建立了一個新兵訓練基地，仿效都柏林的皇家愛爾蘭警隊基地，採取了更為結構化的方法。隨著1895年後加入部隊的新兵數量減少，該基地的使用率下降，最終在1899年被新的教學學校所取代。整個1880年代和1890年代都致力於提高被部隊接受的新兵素質，並解決與之相關的提前退役和逃兵問題，這使得人員留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副警員是部隊最初的最低階級，1873年時每日薪資為75分，並承諾在服役期滿後可獲得160英畝（65公頃）的土地，但1878年薪資被削減了三分之一，土地贈與也停止了。結果，警員的基本日薪為50分，包含基本生活用品，而一名高級士官的收入則是其三倍。加上特定職務的「工作薪資」獎金，一名警員一年可以賺取超過300美元，這在當時大約相當於一名加拿大教師的收入。到了20世紀初，警察的薪資水平未變，與加拿大普遍標準相比已變得相當低；薪資後來緩慢增加，基本日薪在1905年升至1美元，然後到1919年分別升至1.50美元和1.75美元。1889年引入了退休金計劃，儘管面臨政治反對。

在部隊歷史的早期，警察居住在他們稱為「堡壘」的建築中，這些建築通常是由警察自己用圓木建造的單層建築，屋頂由草皮鋪成。在部隊成立的第一年，天鵝河那座建造拙劣的堡壘受到了高級官員的特別譴責：法蘭西警監向渥太華抱怨警察分隊所忍受的「風吹雨淋和艱苦」。即使在部隊正式建立後，生活條件仍然非常基本：堡壘使用燒木材和煤炭的爐子取暖和做飯，用油燈和蠟燭照明，而警員則睡在鋪著稻草床墊的木板上。在1880年代初，條件變得如此惡劣，以至於麥克勞德堡的警員們向他們的長官發出了一份宣言，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1880年代和1890年代，情況開始逐漸改善；後來的警察營房不再使用「堡壘」的稱號，而是由專業人員組裝，用刨光木材製成，通常在東部預製，並配備了現代技術和鐵床。在較大的營房中引入了食堂、閱覽室和體育設施。儘管如此，草原上的生活條件仍然艱難而簡樸，蚊子、蝨子和臭蟲是主要的煩擾。當部隊部署到遙遠的北方時，警察再次生活在極其基本的條件下，氣候非常危險；必須建造一個小型庇護所網絡來保護外出巡邏的單位，儘管這些並未能阻止1910-11年冬季，法蘭西斯·菲茨傑拉德督察的「失蹤巡邏隊」那廣為人知的死亡事件。

其他階級的最初階級為副警員、警員和總警員，後來在警員和總警員之間增加了參謀警員。然而，在早期，許多士兵，如同官員一樣，會用他們以前的軍銜或他們在西北騎警中的軍銜等同稱呼自己。

制服與徽章

1873年部隊的第一批新兵獲發的制服包括猩紅色的諾福克夾克——由民兵倉庫發放，並根據派翠克·羅伯遜·羅斯上校和亞歷山大·莫里斯總督的建議選定——棕色腰帶、白色頭盔、灰色馬褲和棕色靴子，以及用於便服的圓形無邊便帽。灰色褲子很快被藍色褲子取代，側面帶有黃色條紋。這些早期的制服相當樸素，委任官員和他們的士兵穿著基本相同的制服。

1876年進行了改動，為委任官員引入了更精緻的制服，基於第13驃騎兵團所穿的制服，其他階級的制服也同樣具有軍事風格，用金線區分士官。這些制服最初質量相當低劣，因為政府將工作外包給了監獄囚犯。冬季制服包括灰色大衣配毛皮帽和鹿皮軟鞋，儘管警察更喜歡穿更保暖的水牛皮大衣，這種大衣在牛群滅絕前都有供應。1886年，驃騎兵風格的制服被更簡單的龍騎兵版本取代，並引入了深藍色的便服。在1880年代，由厚呢製成的藍色短大衣在警察中作為冬季服裝的一部分而流行起來，並從1893年起正式發放。曾不斷嘗試在整個部隊中統一制服，但由於多家政府供應商各自生產略有不同的款式，這一目標僅部分實現。

在被認為是體面、反映部隊軍事傳統的制服與適合警察日常工作的實用制服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張力。騎警的白色頭盔、無邊便帽和緊身束腰外衣在平原上工作不切實際，因此一套被稱為「草原服」的服裝非正式地演變而來，到1900年已成為部隊中主流的制服風格。草原服通常包括一件鹿皮夾克、用於雨天的油布衣和皮製護腿，再配上一頂寬邊氈帽：到1890年代末，斯特森帽已成為首選的頭飾。一種標準化的草原服，稱為巡邏服，在1897年的鑽禧慶典時正式定型，其特色是一件棕色帆布馬廄夾克。到世紀之交，許多警察穿著紅色毛葛束腰外衣與斯特森帽的組合，這種外衣的剪裁類似於草原服的束腰外衣，此組合後來聞名遐邇。

第一批部署到育空的警察自行配備了專門的寒冷天氣服裝，隨後的分遣隊則配備了鹿皮派克大衣、毛皮帽和靴子。在極北更極端的條件下，警察採用了當地的因紐特人服裝用於巡邏，儘管這需要日常維護，通常由當地的因紐特婦女進行。部署到西伯利亞的騎警則穿著騎兵部隊使用的標準陸軍卡其色制服。

該部隊的徽章約於1876年出現，並在1890年代末普遍使用。它由一個水牛或野牛頭、楓葉、一個皇冠——早期是聖愛德華皇冠，1903年後是都鐸皇冠——以及警察的格言組成。格言最初是「Maintien le Droit」，意為「維護權利」，但在1915年後改為「Maintiens le Droit」。與該部隊自1877年以來相關的表達方式「他們總能抓到他們的人」或「騎警總能抓到他的人」，沒有官方地位，但源自好萊塢對1877年4月《本頓堡（蒙大拿州）記錄報》的一篇美國報紙報導的改編。儘管是一個法語短語，這卻是14世紀的英語格言，最初由大幹線鐵路團在加拿大使用，為何被騎警採用尚不清楚。關於使用水牛頭的解釋有幾種：可能是由於詹姆士·麥克勞德督察在1870年代中期在其辦公室使用了一個水牛頭，也可能是麥克勞德氏族公牛徽章的草原版本。

裝備

武器

騎警被建立為一支武裝部隊，主要是由於草原上原住民所帶來的潛在威脅。警察最初配備的是斯奈德-恩菲爾德III型卡賓槍和斯奈德-恩菲爾德短步槍，但這些都是單發後膛槍，遜於美國印地安人團體已在使用的連發武器。自1878年起，這些武器被溫徹斯特1876型連發步槍取代，但新槍被證明相當脆弱，在1885年的叛亂中表現不佳。1895年，部隊開始用李-梅特福德卡賓槍替換老舊的溫徹斯特步槍，但這些步槍仍使用黑火藥，表現不如預期。該計劃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1902年引入了使用無煙火藥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即SMLE（短彈匣李-恩菲爾德Mk I）——作為標準的警察小型武器。由於部隊持有的彈藥供應非常有限，警察很少有機會用他們的武器進行練習，因此他們的射擊技術通常相當差。

除了步槍和卡賓槍，警察有時還攜帶左輪手槍。早期的招募者使用.44口徑史密斯威森美國型和.450口徑亞當斯左輪手槍；特蘭特左輪手槍；恩菲爾德Mk II左輪手槍於1882年引入，但這些手槍被認為沉重笨拙，並在1904年被柯特新勤務左輪手槍取代。較小的袖珍左輪手槍，包括史密斯威森.38口徑左輪手槍，被購置供臥底警官使用。

1873年，當部隊西征時，為了給黑腳族原住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帶了二十五支英國陸軍1868年式長矛。部隊也使用劍，委任官員獲准使用1822年式英國輕騎兵馬刀，士官則攜帶英國1853年式武器；一些警員非正式地自行裝備了劍，儘管法蘭西警監對其效用存疑。1880年，由於擔心劍在與原住民的衝突中不再實用，對攜帶這些武器的政策進行了審查。歐文警監希望為他所有的部隊配備劍，以用於近身格鬥，而渥太華當局則反對任何擴展；作為妥協，購買了一些1822年式劍存放在警察軍械庫中。1882年，士官獲准攜帶1822年式馬刀，委任警官在幾年後發行新的英國1896年式騎兵劍時也採用了它。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部署到西伯利亞的騎警攜帶的是1908年式騎兵劍。

該部隊還配備了火炮，主要是為了嚇阻原住民的攻擊。1873年，部隊獲配兩門9磅（4公斤）Mark I前膛野戰炮和兩門5.63口徑黃銅迫擊炮；1876年又購置了四門黃銅7磅Mark II野戰炮。儘管曾請求為部隊配備機關槍，但1886年卻分配了兩門鋼製7磅（3公斤）Mark II野戰炮，取代了兩門轉交給民兵的黃銅炮。機關槍最終在1894年到貨，當時批准為警察配備兩挺.303口徑馬克沁機槍，1897年又購買了兩挺。1900年，育空野戰部隊向該部隊捐贈了最後兩門青銅7磅炮。1876年購置的7磅炮在梅蒂人叛亂中服役，其中一門炮與一門9磅炮結合，後來在1897年用來轟擊並殺死了一名名為「全能之聲」的克里族原住民逃犯。

馬匹與運輸

1873年，騎警最初部署時有310匹馬，既作為坐騎也作為役畜，但大量馬匹在行軍途中死亡，且在18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存在馬匹短缺的問題，影響了警察的工作。馬匹對部隊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長，尤其是在赫奇默警監引入新的巡邏系統後。到了1880年代，警察的馬匹受到精心照料並獲得良好的獸醫支持，儘管牠們的工作非常辛苦。1886年，在里賈納耗資30,000美元建造了一所大型騎術學校，以便在寒冷的冬季進行訓練。在世紀末的高峰期，該部隊擁有約800匹馬，每年需要購買100匹新坐騎。警察最初使用各種馬具，多為英國陸軍的通用型，但發現這不適合在草原上使用。經過一些實驗後，部隊在1880年代決定採用西部式或加州式的馬鞍，這種馬鞍對騎手和馬匹都更為舒適。

警察不僅僅依賴馬匹，還使用駄馬和騾子來運載裝備和補給，並在部隊早期使用牛作為役畜。在遙遠的北方，也使用狗拉雪橇隊和獨木舟。

20世紀初，汽車的發展開始使馬匹在大多數警務工作中變得多餘，除了人群控制之外。該部隊在1915年購買了其第一輛汽車，一輛麥克勞克林55型，並於次年將其邊境巡邏機械化，部署了一系列汽車和摩托車。到1920年，騎警擁有33輛汽車和卡車，以及28輛摩托車。1919年曾有提議為警察配備剩餘的戰時飛機，以創建一個「空中警察服務」，但被政府否決。

騎警還購買了各種船隻，用於加拿大沿岸和河流的工作。1890年購買了一艘名為「基瓦廷號」的帆船，用於溫尼伯湖，但同年晚些時候傾覆。1902年，購置了蒸汽船「維德特號」，用於沿育空河運送警察，並由三艘汽艇支援。1905年，購買了一艘名為「紅翼號」的小型蒸汽船，用於溫尼伯湖的運輸。1906年，警察特別建造了「魯維爾號」蒸汽船，用於在遙遠的北方巡邏，但測試顯示其燃料消耗過多，從未部署。然而，到1919年，「勝利號」、「鄧肯號」、「博登夫人號」和「查卡瓦納號」摩托船已在遙遠的北方和西海岸巡邏。

供應商

在部隊歷史的早期，由於加拿大國內工業的缺乏，其大部分設備和武器都必須從國外進口。其早期的馬具和貨車是從美國進口的，儘管警察的制服是在本地製造的。1887年後，政治壓力日益增長，要求盡可能使用加拿大的供應商。食物和類似商品的供應最初是從西部的主要貿易公司購買的，如哈德遜灣公司，但隨著更多領土被開墾，商品可以從較小的地方公司購買，這種情況逐漸改變，警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業務來源。設備和補給必須從支持當權政府的公司購買，1896年後，主計長辦公室保留了一份經政治批准的供應商正式名單。由於缺乏國內製造商，所有警察的槍支都必須進口，到1890年代，該部隊仍然從國外購買大部分彈藥，因為加拿大製造的子彈質量仍然不合格。

文化遺產

大眾媒體

該部隊的早期聲譽是由1880年代和1890年代發表的 journalistic 報導，以及隨後由退休軍官撰寫的各種傳記記述所塑造的。媒體對騎警的最初反應好壞參半，尤其是在自由黨報紙中，並集中於歷史學家麥可·道森所描述的，關於這個新組織內「效率低下、猶豫不決和不當行為」的報導。相比之下，警察的回憶錄則宣傳了一個堅韌而公正的部隊形象，專注於在荒野中維持秩序。然而，很快地，一種更英雄、更浪漫的調子主導了報紙的報導，並圍繞騎警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神話。諸如1887年首次表演的騎警音樂馬術等活動，以騎兵衝鋒和長矛表演娛樂觀眾，更加強了這一形象。

騎警首次出現在小說中是在1885年出版的約瑟夫·柯林斯的《路易·里爾的故事》中。警察很快成為作家的熱門題材，在1890年至1940年間，北美和英國出版了超過150部關於該部隊及其繼任者加拿大皇家騎警的小說，以及雜誌文章和兒童讀物。吉爾伯特·帕克、詹姆斯·柯伍德和拉爾夫·康納的作品被證明特別受歡迎且影響深遠。康納於1912年出版的《卡麥隆下士》，為許多後來的書籍設定了基調，講述了其最初放蕩的主角通過在警察部隊服役而獲得救贖的故事。關於該部隊的詩歌也寫了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平原騎士》，該詩於1878年首次發表，後來又多次擴充。

這些小說使用了標準的人物和情節。如道森所描述，騎警是一位盎格魯-撒克遜的「騎士風範、自我犧牲的英雄」，他會在惡劣的環境中追捕他的嫌疑人——通常是外國人或法裔加拿大人——並常常以不流血的方式制服他們。這些故事頌揚了歷史學家安德魯·格雷比爾所說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男子氣概」，敘事集中於「浪漫、禮儀以及通過公平競爭維護正義」。在此類型中，出現了一些國家差異。英國作家常將警察描繪成上流社會的殖民地士兵，在文明的邊緣履行他們為大英帝國服務的職責。加拿大小說採納了許多這種帝國敘事，但也將該部隊描繪成更廣泛的道德權威和秩序的保護者，在面對當時對移民和社會不穩定的恐懼時，形成了一個令人安心的保守形象。相比之下，美國的作者通常重複使用熟悉的西部情節，但使用加拿大的人物和場景。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該部隊成為許多廣播節目和電影的主題。諸如《騎警倫弗魯》和《育空的挑戰》等廣播劇集延續了將騎警描繪成標誌性英雄的形象，《挑戰》後來在1950年代改編成電視劇《育空的普雷斯頓警長》。20世紀關於該部隊的電影超過250部，包括1936年非常成功的音樂劇《玫瑰瑪麗》。這些電影的受歡迎程度最終在1970年代減弱，儘管該部隊的這種形象仍然影響著20世紀末對現代加拿大皇家騎警的電視描寫，例如以一位來自育空的騎警為中心的電視劇《正南方》。

史學史

1920年，皇家西北騎警的 обширні 歷史檔案與其繼任者加拿大皇家騎警的檔案合併，儘管1873年至1885年的早期檔案已在1897年的一場火災中被毀。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加拿大皇家騎警將大部分這些歷史檔案保持封閉，除了被信任能維持特定觀點看待警察歷史的特定研究人員外，其他人無法接觸這些資料。歷史學家除了該部隊自己發表的年度報告、警察成員的自傳以及19世紀的流行敘述外，幾乎沒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因此他們的作品傾向於反映騎警已建立的形象。由此產生的歷史著作提出了歷史學家威廉·貝克所說的「情節性、懷舊、頌揚、考據、非學術、浪漫和英雄式」的部隊記述。

這種傳統的、歷史性的對西北騎警的描寫，影響了對加拿大皇家騎警的描寫，後者利用其前身的歷史來建立自己作為加拿大國家象徵的地位。儘管加拿大皇家騎警這個組織正式成立於1920年，現代的部隊選擇將其自身的歷史追溯至1873年騎警的成立，而非例如，追溯至1868年自治領警察的成立日期。1973年加拿大皇家騎警的百年紀念在加拿大各地舉行了慶祝活動、各種歷史出版物，甚至還有重演西征的提議——但被騎警拒絕。加拿大皇家騎警利用這些慶祝活動，根據當代的警務目標重新定義了騎警的早期歷史，重點關注該部隊在塑造一個自由、寬容、現代的加拿大演變過程中的角色。

在1970年代初期，專業歷史學家開始重新評估該部隊的歷史。更廣泛的主題，包括社會、種族和階級問題，開始被分析，從而出版了更具挑戰性的部隊歷史著作。1980年代在加拿大法院提起的法律挑戰，導致有關該部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角色的檔案資料首次被公佈，從而產生了關於他們在管理勞資糾紛和監督不斷變化的安全局勢方面角色的新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