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希臘未遂政變
1935年3月未遂政變是一場由韋尼澤洛斯派發動的叛亂，旨在反對帕納伊·察爾達里斯領導、被懷疑有親保皇派傾向的人民黨政府。
這場政變由尼古勞斯·普拉斯提拉斯領導，於1935年3月1日爆發，但未能在雅典及希臘本土大部分地區站穩腳跟。政府迅速反應，在耶奧里伊奧斯·孔迪利斯將軍領導下的效忠部隊於3月11日前平息了叛亂，韋尼澤洛斯本人也被迫逃離希臘。政變過後，一個軍事法庭成立，清除了軍隊中的韋尼澤洛斯派及共和派軍官，並於4月24日下令處決兩位著名的韋尼澤洛斯派將軍阿納斯塔西奧斯·帕普拉斯和米爾提阿迪斯·基米西斯，以及斯塔馬蒂斯·沃拉尼斯少校。韋尼澤洛斯與普拉斯提拉斯同樣被缺席判處死刑。在政治領域，此次叛亂的失敗標誌著反韋尼澤洛斯派勢力的勝利，並實際上加速了脆弱的希臘第二共和國的瓦解。其最終的致命一擊發生在十月，當時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政府（因為他們認為察爾達里斯在立即恢復君主制問題上立場猶豫不決，且出於孔迪利斯及其政治與軍事圈的個人動機），孔迪利斯宣布自己為復辟君主政體的攝政王。
起因
此次政變是韋尼澤洛斯派系中各種圈子與組織陰謀行動的結果，其目的在於阻止君主立憲制的復辟。此目標背後，是被解職的韋尼澤洛斯派軍官渴望重返軍隊，並對異議份子進行激進清洗，同時也追求該黨重返執政的政策。
韋尼澤洛斯派對民主未來的擔憂或許並非完全有理，因為儘管保皇派狂熱份子帶來種種挑戰，但政權並未處於嚴重危險之中，更不用說來自那些無權無勢的少數狂熱敵人的威脅。人民黨，作為舊保皇派多數的歸宿，已於1932年承認共和國，並承諾在此政權框架下運作。儘管其領導層與媒體拒絕放棄君主立憲制，但他們的拒絕可能更多是出於不想得罪部分選民的合理願望，而非對君主制度的狂熱忠誠。
在這次運動的起因中，有兩點特別突出。1933年6月針對韋尼澤洛斯的暗殺企圖及其對這位年長政治家心態與行動的影響；以及由1933年3月6日普拉斯提拉斯運動所引發，軍隊中韋尼澤洛斯派—民主派系支柱的逐漸被排除。
1933年的暗殺企圖使韋尼澤洛斯確信其政治對手會不惜使用暴力，而此信念，連同他認為其政黨與國家普遍需要他效力的想法，無疑促使他做出了只能被形容為不幸的決定。
他鼓勵並煽動軍隊中的陰謀組織，其難以言喻但真實的目的是為了保衛軍中韋尼澤洛斯派的構成，這暴露了他缺乏自制力。這些組織包括「希臘軍事組織」和「民主防衛」。
前者由現役軍官組成，領導人為中校克里斯托杜洛斯·齊甘蒂斯、其兄弟上尉約安尼斯·齊甘蒂斯、上校斯特凡諾斯·薩拉菲斯等人。該組織的目的是阻止耶奧里伊奧斯·孔迪利斯透過其自身運動強加獨裁，並準備軍事政變以防止潛在的政權更迭。第二個組織「民主防衛」，由退役的韋尼澤洛斯派軍官組成。其領導人為阿納斯塔西奧斯·帕普拉斯與斯蒂利亞諾斯·戈納塔斯兩位將軍，但真正的領袖是尼古勞斯·普拉斯提拉斯。在韋尼澤洛斯派政治家亞歷山德羅斯·贊納斯的倡議下，這兩個組織聯合起來，共同目標是保衛政權。
韋尼澤洛斯及其派系領導層的這些擔憂，因韋尼澤洛斯派軍官不時被解職而加劇。1932年後掌權者宣稱的目標，是將其對手從軍隊乃至整個國家機器中清除，並在各領域以各種手段取而代之。這是一個長期一黨執政後，已將自身與權力及國家劃上等號的政治領導層的反應；他們拒絕交出權力，不願為對手建立類似的長期一黨政權掃清障礙。對政治與國家權威的援引，以及對國家分裂的提及，為這場爭奪極權統治的鬥爭賦予了必要的意識形態地位。這個領導層寧願受困於一種意識形態的附帶現象，而此現象與國家的政治社會裂痕及問題並不相符。一個具代表性的現象是，分裂的再起，時間點恰逢韋尼澤洛斯派一黨統治十年後，反對黨首次發起有效挑戰之時。自從人民黨承認共和政體並承諾無論作為執政黨或反對黨都將予以尊重後，關於共和國面臨危險的言論便開始增多並加劇。
政變
陰謀者企圖奪取艦隊，根據他們的計畫，艦隊在這次運動的成功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的目標還有駐紮在塞薩洛尼基和卡瓦拉的軍隊，並欲將其置於控制之下。藉由控制艦隊、塞薩洛尼基、卡瓦拉、克里特島及愛琴海諸島的衛戍部隊，運動參與者將在塞薩洛尼基成立臨時政府，倘若在此期間雅典政府不提出總辭；與此同時，參與密謀的軍官會試圖控制首都的衛戍部隊以聲東擊西。
政變在其最初且關鍵的階段就失敗了，當時艦隊未前往塞薩洛尼基，而是駛向克里特島，韋尼澤洛斯在那裡雖有猶豫但仍接管了運動的領導權。希臘北部的衛戍部隊起事過晚，而首都的部隊則在運動爆發後不久，就再度被政府控制。與此同時，帕納伊·察爾達里斯的政府作出積極反應，指派軍事部長耶奧里伊奧斯·孔迪利斯負責鎮壓運動，並聘請約安尼斯·梅塔克薩斯為國務部長。
孔迪利斯以塞薩洛尼基為總部，在一系列衝突後迅速鎮壓了馬其頓地區的運動，該地區的叛軍領袖、駐卡瓦拉的第四軍團指揮官卡梅諾斯少將，被迫於3月11日逃往保加利亞避難。最終，艦隊投降，而韋尼澤洛斯則逃往卡索斯島（當時十二群島由義大利佔領）並請求政治庇護。基本上，這次運動的崩潰，歸因於缺乏一位公認的軍事領袖、計畫設計的缺陷與執行不力、不同團體間的競爭以及缺乏協調。最後，這次運動對人民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對軍方任意干預政治感到不適與厭倦。
政變的影響
這次政變的後果對韋尼澤洛斯派及整個國家而言都相當嚴重。偉大的國家領袖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被迫離開國家，一年後於巴黎流亡期間逝世。韋尼澤洛斯派的政治領袖，包括被判處死刑的韋尼澤洛斯與普拉斯提拉斯，皆遭到審判，並被處以不同程度的重刑或輕刑，這展現了掌權者的報復心態。運動的軍事領導層，包括斯特凡諾斯·薩拉菲斯與齊甘蒂斯兄弟等高階軍官，被送上緊急軍事法庭審判，並被定罪、公開羞辱及逐出軍隊。大規模的報復得以避免——僅三名軍官被處決，即騎兵少校沃拉尼斯及帕普拉斯與基米西斯兩位將軍，而他們未必都負有責任——這是因為政府與反韋尼澤洛斯派中的溫和派佔了上風。
但就長期影響而言，最重要的是，韋尼澤洛斯派與共和派在陸海軍中最重要的那部分軍官遭到解職。韋尼澤洛斯派軍官的解職，比勝利派系的任何其他行動或溫和措施都更有效地瓦解了韋尼澤洛斯派在軍隊中的根基，這不僅促成了反韋尼澤洛斯黨派的上台，也助長了一黨制國家的逐漸形成。察爾達里斯政府決心對國家機器中的韋尼澤洛斯份子進行徹底清算，廢除了法官終身制，並中止了公務員的終身職。此外，政府廢除了參議院，解散了國會，並宣布於1935年6月舉行制憲議會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