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工團主義總工會

革命工團主義總工會（；CGT-SR）是法國一個全國性總工會。它源於統一勞工總聯盟（CGTU）的自由意志主義派系，在該聯盟被法國共產黨（PCF）控制後分裂出來。CGT-SR 成立於1926年，主要基礎是法國南部的技工工會，成為該國第三大也是最小的總工會。其主導意識形態為革命工團主義，該主義排斥政黨，並堅持去中心化作為組織模式。

自成立以來，CGT-SR 就是一個停滯且孤立的組織。其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宗派主義疏遠了許多工人，這些工人寧願加入由共產黨領導的 CGTU、改良主義的 CGT，或無附屬的自治工會。CGT-SR 拒絕與非無政府主義團體合作，並在1936年勞工總聯盟（CGT）重新統一後，拒絕併入其中。西班牙內戰爆發後，CGT-SR 的成員數有所增加，並在為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組織聲援運動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但它很快就與包括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在內的其他無政府主義團體發生衝突，並公開批評 CNT 加入西班牙政府。戰爭結束時，CGT-SR 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中已自我孤立，這加劇了其先前在勞工運動中本已存在的孤立狀態。法國解放後，它改組為全國勞工聯盟。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法國勞工運動已從革命工團主義轉向改良主義。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的影響下，法國工會支持「神聖同盟」，並在整個戰爭期間與法國政府合作。隨著戰爭的拖延，法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惡化，導致罷工行動再度興起。雖然1918年法國的勝利短暫緩和了勞工運動的革命傾向，但當物質條件未能改善時，極左政治經歷了一次復興。不久，該國主要的全國性總工會——勞工總聯盟（CGT）——發生了分裂。基層的革命成員批評工會領導層的集權、官僚主義和反民主做法。CGT 中的許多極左派人士加入了新生的法國共產黨（PCF），並呼籲工會加入赤色工會國際（RILU）。在此期間，主張工會應獨立於所有政黨（無論是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無政府工團主義也在 CGT 內部復興。由於在 CGT 中仍是少數，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派系分裂出來，成立了統一勞工總聯盟（CGTU）。不久，這兩個派系在新組織中爆發權力鬥爭，最終共產黨人鞏固了對地方和全國領導職位的控制。

1921年，無政府工團主義鐵路工會領袖皮耶・貝納爾接替皮耶・莫納特，擔任革命工團主義委員會（CSR）的總書記。莫納特對貝納爾持批評態度，形容他是「典型的烏托邦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孤立者，且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個人組織」。貝納爾與其他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試圖維護工會不受政黨影響的自主性，並旨在擴大自由意志主義在 CSR 和 CGT 中的影響力。他們宣稱將「不惜一切手段」追求這些目標，即使這意味著分裂。作為 CSR 的領導人，貝納爾主張建立工人對經濟的控制，並呼籲工會採納革命性綱領。這些觀點得到了許多法共黨員的認同，法共還在《人道報》上發表了貝納爾的作品。貝納爾捍衛《亞眠憲章》，宣稱工會應保持「自給自足」並脫離政黨。他既拒絕改良主義的國際工會聯合會（IFTU），也拒絕共產主義的赤色工會國際（RILU）；他轉而決心建立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IWA），該協會認為「工人的解放將由工人自己來實現」。從1923年中期起，貝納爾擔任 IWA 的總書記。

成立

貝納爾在利摩日的鐵路工人和陶瓷工人工會的支持下，領導 CGTU 的反國家主義派系，但他的自由意志主義決議最終在該組織於聖德田召開的大會上被否決。貝納爾隨後成立了工團主義防衛委員會（CDS），旨在對抗 CGTU 的布爾什維克化，並重申工團主義在該組織中的影響力。聖德田當地由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工會，包括一些未加入 CGTU 的工會，也加入了 CDS 反對布爾什維克化的鬥爭。一些本身是法共黨員的工團主義者，因抗議 CGTU 允許黨務人員在工會中擔任領導職務的決定而退黨並加入了 CDS。1923年3月，CGTU 加入了 RILU，這一決定遭到了支持 IWA 的 CDS 的反對。在1923年11月 CGTU 的布爾日大會上，CDS 的決議被親共產主義的多數派否決。共產黨對 CGTU 控制的鞏固，促使利摩日的許多工會脫離該組織；櫥櫃製造工和金屬拋光工工會選擇站在自由意志主義者一邊。

反對 CGTU 新方向的革命工團主義傾向中，包括繼續留在 CGTU 內作為其工團主義少數派的「工團主義者同盟」，以及一些離開 CGTU 並拒絕加入任何其他現有總工會的自治工會。1924年11月，這些自治工會組成了自己的工會聯合會——自治工會聯邦聯盟（；UFSA），該聯盟堅持戰前 CGT 及其《亞眠憲章》的工團主義方向。與此同時，留在 CGTU 內的工團主義少數派實力減弱。貝納爾派系在大會上的得票率從1922年的1,189票中的391票，降至1923年的1,271票中的208票，再到1925年僅為1,365票中的22票。到了下一次大會，儘管 CGTU 正式對其成員工會採用比例代表制，工團主義少數派卻被排除在官方計票之外。工團主義者在 CGTU 大會上已無法獲得超過3%的選票。

UFSA 希望加入其行列的工會能迫使 CGT 和 CGTU 圍繞反政治主義重新統一勞工運動，但這兩個總工會都未損失大量成員，而組織鬆散的 UFSA 本身的影響力卻在下降。到1926年8月，UFSA 成員開始表示，維護工人階級團結的願望正在損害工團主義運動。10月，羅訥省由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自治工會呼籲成立第三個總工會，以與 CGT 和 CGTU 相抗衡。UFSA 與自治的建築工人和理髮師工會共同呼籲在里昂召開一次工人會議。1926年11月中旬，代表89個自治工會的69名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84個工會投票贊成成立一個新聯盟，3個工會反對，2個棄權。最終，革命工團主義總工會（；CGT-SR）成立。它加入了 IWA，並將總部設在里昂。呂西安・于阿爾起草了 CGT-SR 的章程，其中概述了對工會官員權力的限制，包括單一任期限制和禁止兼任職務。于阿爾擔任該組織的第一任總書記，而皮耶・貝納爾則擔任其主要發言人。

組織

CGT-SR 以 UFSA 的現有結構為基礎，招募了許多自治工會加入其行列；成立之初就有80個工會加入。對於那些在 CGT 推動經濟合理化過程中，其工作控制權益被忽視的技術工人而言，CGT-SR 的革命工團主義似乎是一個更可取的選擇。CGT-SR 主要得到技工的支持，對他們來說，集體談判不如革命行動主義有吸引力。其成員主要來自小型自我管理工場的技工，特別是建築工人和冶金工人，但也包括皮革工人、服裝工人、理髮師和運輸工人。其大部分成員位於法蘭西島地區，但其最重要的中心則在南部省份，在波爾多、克萊蒙費朗、利摩日、里昂、馬賽、聖德田、圖盧茲和特雷拉澤設有具影響力的工會分部。它在盧瓦爾省和羅訥省及其各自的首府聖德田和里昂最具影響力。其創始工會領袖包括：聖德田皮革工人工會的尚・艾格佩斯；里昂建築工人工會的馬里於斯・布瓦松；巴黎建築工人工會的布杜；土倫市政工人工會的愛德華・德蒙賽；羅訥省工會的亨利・富爾卡德；里昂電工工會的加羅斯；巴黎鞋匠工會的呂西安・于阿爾；巴黎理髮師工會的喬治・勒魯瓦；里昂金屬工人工會的雷宗；以及聖克洛德煙斗製造工工會的克萊芒・斯納普。

利摩日的一些代表鞋匠、服裝工人、陶瓷工人和市政僱員的自治工會，為抗議其布爾什維克化而脫離了 CGTU。這些自治工會很快成為利摩日最強大的工會力量，但只有鞋匠工會支持 CGT-SR，其餘的則傾向於臨時合作。CGT-SR 還得到了聖德田持不同意見的工團主義者的支持，那裡的小型櫥櫃製造、紡織染色和金屬拋光工會加入了這個新組織。除了利摩日的鞋匠和盧瓦爾省的金屬工人（這兩個行業的技術變革相對較少）外，CGT-SR 最終未能吸引到任何大規模的支持。因此，該總工會基本上仍是一個技工組織。

1927年4月，IWA 將《勞工之聲》的控制權轉交給 CGT-SR。次年，CGT-SR 開始發行其官方機關報《工團主義者戰報》；其發行量約為6,000份，實際讀者人數估計是此數量的兩到三倍。

意識形態

CGT-SR 自認為是革命工團主義，該主義堅持工會運動的聯邦主義和反政治概念。CGT-SR 反對工會附屬於政黨，並視工會為革命行動的主導力量。CGT-SR 明確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革命組織，以反駁法共聲稱拒絕黨的領導就是反革命的說法。在該組織大部分歷史中，它並未自稱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這個詞在法國最初是作為貶義詞，用來指稱反對共產黨控制工會的工團主義者。皮耶・貝納爾於1937年首次親自使用該詞，用以描述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與工團主義組織方法的結合。

CGT-SR 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其《里昂憲章》中有所闡述，該憲章由皮耶・貝納爾於1926年撰寫。憲章強調了工團主義的自足性，並認識到廢除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的複雜性，討論了將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納入革命工團主義運動的必要性，以及團結城市產業工人和農村農民的必要性。與僅僅在工會組織中忽視政黨的《亞眠憲章》不同，《里昂憲章》反覆強調其對政黨以及附屬於政黨的工會的反對。因此，CGT-SR 反對與 CGT 和 CGTU 合作，除非是在有限的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運動中。CGT-SR 的排他性意識形態最終疏遠了許多已加入工會的工人。歷史學家大衛・貝瑞認為，CGT-SR 意圖成為所有法國工人的「單一大工會」，這「相當諷刺」；凱薩琳・安杜爾認為 CGT-SR 是法國政治上最具宗派色彩的總工會；而韋恩・索普則表示，它因自身的意識形態純潔性而被邊緣化，他稱這「注定了它在革命上的無能」。

與其他兩個總工會一樣，CGT-SR 也為縮短工時、設立病假工資和建立勞資協議會等議題進行運動，同時也關注廢除軍事法庭、廢除禁止避孕和墮胎的法律等社會議題。CGT-SR 唯一獨有的政策是其提出的平等單一工資方案，該方案要求透過將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提高到高技術工人的水平來消除工資差異。CGT-SR 也接受經濟合理化，條件是實行六小時工作制。

停滯

從一開始，CGT-SR 就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組織。1927年，一份改良主義報紙評論說，這個新組織沒什麼消息，並懷疑它未來是否能有任何重要性。在1928年11月的 CGT-SR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皮耶・貝納爾報告說，自兩年前成立以來，該聯盟的成員數一直停滯不前。CGT-SR 並未公佈任何官方成員數統計，儘管對其成員數的各種估計從1,000到20,000人不等。1928年末，CGT-SR 將總部從里昂遷至巴黎後，該地區的大部分工會都走向衰退，只有其建築工人工會是顯著的例外。法國大蕭條爆發後，其成員數進一步下降。

許多工人對加入 CGT-SR 的想法不感興趣，寧願留在 CGTU、重新加入 CGT 或加入一個自治工會。對這個新組織持懷疑態度的人來說，成立第三個聯盟只會進一步分裂和削弱勞工運動；有些人還認為 CGT-SR 是一個「政治化」的組織，並因其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密切關係而感到疏遠。CGT-SR 的成立甚至受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批評，包括喬治・巴斯蒂安、、等人，後者說：「如果我們有第三個聯盟，那就多出了兩個」。一些批評者甚至開玩笑說，CGT-SR 中的「SR」是「一無所有」或「一事無成」的縮寫。在許多城鎮，由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自治工會拒絕加入 CGT-SR，而是保持獨立；巴斯蒂安評論說，自治工會「最好保持原樣，當他們為了發展團結、交流資訊、互助等而重組聯繫時，讓他們不要以任何方式重建另一個 CGT，一個國中之國的複製品」。在整個1920年代末，CGT-SR 的活動都由 IWA 資助。直到1933年後，它才開始定期繳納會費。

後期活動

反法西斯主義與 CGT

從1926年成立起，CGT-SR 就已意識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它將其視為「指導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資本的新政府學說」。隨著1930年代初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各地興起，法國無政府主義者開始考慮與勞工運動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CGT-SR 本身拒絕與改良主義組織進行任何合作，譴責 CGT 總書記萊昂・儒奧因其與「神聖同盟」合作而為「叛徒」。1936年2月，CGTU 及其工團主義少數派以及許多從中分裂出來的自治工會，重新加入了 CGT。CGT-SR 不願妥協其價值觀，即使是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團結，也拒絕合併回重新統一的 CGT。該組織大多數成員在理論上支持工人階級團結，前提是這種團結必須基於獨立於政黨並具有革命綱領。CGT-SR 中的一些極端分子則完全排斥統一，稱其為「對工團主義的閹割」，並呼籲由革命少數派採取行動，同時譴責群眾是「盲目、奴性、傳統、迷信和野蠻的」。CGT 的重新統一導致 CGT-SR 成員數進一步下降，總書記呂西安・于阿爾等主要成員離開 CGT-SR 去支持統一運動。

當重新統一的 CGT 在1936年春天發動總罷工時，得到了法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大部分人的支持。CGT-SR 成員在總罷工中扮演的角色有限：克萊芒・斯納普領導了拉維萊特鋼鐵廠的罷工；巴松領導了聖德田木炭廠的罷工；而 H・布沙雷爾則領導了利摩日的建築工人罷工。CGT-SR 讚揚了法國工人在罷工期間的佔領工廠和直接行動，但拒絕支持他們的政治行動，這些行動最終促成了人民陣線的當選。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利用這次罷工運動，因為他們正忙於內部爭論。根據亨利・布耶的說法，最糟糕的是拒絕參與勞工運動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已與廣大勞工運動隔絕的 CGT-SR。但根據歷史學家大衛・貝瑞的說法，無政府主義者參與罷工行動的最大障礙是法共對工會的持續控制。儘管與其他無政府主義團體存在分歧，CGT-SR 仍支持了「反對戰爭與神聖同盟聯絡中心」，這是一個為反對《法蘇互助條約》而成立的反軍國主義和反史達林主義組織。

此時，該組織正處於持續衰退之中。1930年代中期的鬥爭性增強並未使 CGT-SR 受益。其報紙《工團主義者戰報》需要成員資助出版，而出版工作完全由其編輯阿德里安・佩里薩蓋負責。直到西班牙戰爭爆發，該組織才迎來了顯著的復甦。

聲援西班牙

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7月爆發後，CGT-SR 經歷了成員數的激增，從3,000人增加到6,000人。其出版物《工團主義者戰報》的發行量也變得更廣。

為支持進行中的西班牙革命，CGT-SR 與其他法國無政府主義團體共同成立了「支援與解放西班牙無產階級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CASLDPE）。皮耶・貝納爾擔任 CASDLPE 的總書記，該組織的宣言發表在《工團主義者戰報》上，呼籲建立地方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並宣布出版一份名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的報紙，以宣傳西班牙的局勢。許多成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包括馬賽和聖德田的委員會，實際上只是現有 CGT-SR 分部的前線組織，這些分部將其組織工作轉向聲援西班牙。在戰爭的頭幾個月，約有十幾名 CGT-SR 成員自願前往西班牙參戰，而在總共50名法國志願者中佔有一席之地。

來自法國各地的資金、物資和志願者被送往佩皮尼昂，由當地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協調。到1936年10月，CGT-SR 已為 CASLDPE 籌集了超過46,000法郎。籌集到的大部分資金從未存入全國帳戶，而是立即發放給了志願者的家庭。在馬賽，CGT-SR 籌集的5,000法郎中有一半給了志願者家庭。CGT-SR 還在全國各地舉辦了一系列公開會議，會上皮耶・貝納爾、康斯坦・庫諾、阿里斯蒂德・拉佩爾和保羅・拉佩爾會與其他幾個無政府主義團體的發言人同台演講。CGT-SR 在佩皮尼昂和圖盧茲組織的會議分別吸引了4,000和3,000名與會者，後者是該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者會議。

到1936年秋天，（UA）一方與 CGT-SR 和法國無政府主義聯盟（FAF）另一方之間出現了分裂。原因是 UA 提出與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的左翼組成人民陣線的倡議；FAF 和 CGT-SR 堅決反對與非無政府主義者合作。儘管 CGT-SR 和 FAF 聲稱自己是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CNT）和伊比利無政府主義聯盟（FAI）在法國的對應組織，但由奧拉西奧・普列托領導的 CNT 卻支持 UA 及其與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結成人民陣線的政策。儘管如此，CGT-SR 和 FAF 繼續拒絕與非無政府主義者合作；在10月24日的 CASLDPE 大會上，UA 關於人民陣線的提議被壓倒性地否決。CGT-SR 還否認 UA 聲稱代表 CNT-FAI 在法國的地位，並質疑其無政府主義者的資格。CGT-SR 和 FAF 認為，任何與非無政府主義力量的聯盟都將要求他們拋棄無政府主義原則，儘管這種看法與 UA 對該提議的理解相悖。援助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統一戰線最終破裂；CGT-SR 和 FAF 在沒有 UA 參與的情況下，繼續運作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尋求共同點以重新統一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嘗試很快失敗，呂西安・于阿爾決定退出 CGT-SR 並加入 UA。當 CNT 呼籲法國工人奪取該國鐵路和兵工廠的控制權時，CGT-SR 的回應是呼籲對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激進分子進行清洗。其在巴塞隆納的成員也因 CGT-SR「有挑起不和的傾向」而受到其他法國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

與 CNT 的衝突

儘管發生了分裂，CGT-SR 仍繼續在 CASDLPE 內部活動；它透過 IWA 集中籌款，到1937年8月，已為 CNT 籌集了超過200萬法郎。但 CGT-SR 與 UA 之間的競爭引發了更多問題，因為 CGT-SR 指責 CNT 偏袒 UA 和 CGT，而它認為自己才是「CNT 在法國的當然代表」。當 CGT-SR 詢問 CNT 為何同時授權給它和 UA 時，CNT 代表團回應說，UA 是法國最大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不容忽視。儘管如此，無政府工團主義委員會的活動仍在繼續增長，在法國和比利時共建立了25個中心，共同組成了一個聯邦聯盟。1937年7月，該聯邦聯盟將其注意力轉向援助胡安・內格林政府下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這進一步加劇了與 CNT 的緊張關係，CNT 擔心 CGT-SR 將共和國政府描繪成「反革命」會損害團結努力。

CGT-SR 理想化並誇大了西班牙共和派的革命情緒以及 CNT-FAI 的領導作用，後者被他們描繪成西班牙唯一抵抗國民軍的力量。CGT-SR 常常未能理解 CNT 在西班牙人民陣線中的地位，並將整個反法西斯聯盟的努力歸功於它一家。CGT-SR 認為，任何與非革命和非無政府主義力量的合作都會削弱西班牙革命。因此，他們對 CNT 決定加入西班牙政府並在內戰中與政黨合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CGT-SR 認為，他們能幫助 CNT（他們認為 CNT 正在犯戰術錯誤）的最好方式就是公開批評它。CGT-SR 呼籲 CNT 重申其對 IWA 創始原則的承諾，並重新考慮其決定。在一次由 CNT 成員瓊・加西亞・奧利佛和費德麗卡・蒙特塞尼出席的會議上，CGT-SR 和 UA 成員之間爆發了鬥毆。CGT-SR 抱怨說，CNT 沒有通知他們這次會議，會議由前 CGT-SR 成員呂西安・于阿爾主持，而且會場沒有出售《工團主義者戰報》。

1937年6月11日，即 IWA 在巴黎召開特別大會的當天，《工團主義者戰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譴責 CNT 的「合作主義」，並聲稱 IWA 的所有其他支部都與其存在「完全和普遍的分歧」。至此，CNT 對 CGT-SR 失去了耐心。在大會上，CGT-SR 受到了 CNT 總書記馬里亞諾・R・瓦茲奎茲的尖銳批評，他譴責他們是宗派狂熱分子，並指責他們「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事業」；FAI 宣布，由於 CGT-SR 破壞了與西班牙組織的兄弟關係，他們不再視其為同一運動的一部分。次月，貝納爾試圖遊說 IWA 其他支部，將其最大的成員組織 CNT 逐出國際。CNT 隨後向 IWA 秘書處施壓，要求罷免皮耶・貝納爾的總書記職務。CGT-SR 的回應是再次譴責 CNT 與國家合作及「參與民主資本主義」，聲稱這等於是對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背棄。

在1937年12月的另一次 IWA 特別大會上，貝納爾辭去了總書記職務。會議期間，CNT 獲得了無條件的支持，並決定對 CNT-FAI 的任何批評只能透過私下渠道討論，而不能公開發表。CGT-SR 甚至通過了一項聲明，稱 CNT 可以「自負其責」地繼續其與國家合作的「實驗」。CGT-SR 缺席了1938年的 IWA 第六次代表大會，會上西班牙、瑞典和葡萄牙代表修訂了 IWA 的章程並譴責了 CGT-SR。IWA 內部的關係因 CGT-SR 與 CNT 的爭端而受到嚴重損害；一些 CGT-SR 成員轉而支持 CNT 和反法西斯團結的必要性，他們將這場宗派爭端歸咎於 FAF。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佛林譴責 CGT-SR 對西班牙革命「洗手不幹」。赫爾穆特・呂迪格同樣譴責其在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運動上的「組織、政治和道德上的失敗」。

解散

到1938年底，CGT-SR 再次處於衰退狀態；《反法西斯的西班牙》自己也承認 CGT-SR 的弱點，並質疑大多數法國工人是否知道它的存在。CGT-SR 最終未能克服其與更廣泛勞工運動的隔絕，這阻礙了無政府工團主義在法國發展出真正的影響力。歷史學家大衛・貝瑞描述了他的印象，即到了1930年代末，CGT-SR 已成為一個邊緣化的小派別，「主要關注宗派爭論，沉溺於列寧無疑會稱之為『革命空談』的行為」。1946年法國解放後，貝納爾將 CGT-SR 改組為全國勞工聯盟（；CNT）。

參見

• 法國的無政府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