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大撤離

蘇聯大疏散是因應納粹德國於1941年6月發動侵俄的「巴巴羅薩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蘇聯西部公民及其工業向東方進行的大規模遷徙。至1941年底，近一千六百萬蘇聯平民及超過一千五百家大型工廠已遷至該國中部或東部地區。

隨著平民與工業向東方撤離，德軍的推進還帶來了其他意想不到的後果，包括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處決先前關押的西部平民《波蘭廣域國家百科全書》，〈蘇聯在波蘭的罪行〉：德蘇戰爭爆發後，1941年6月，成千上萬的囚犯在監獄（如利沃夫和貝雷茲韋奇）以及疏散途中（所謂的「死亡行軍」）被大規模處決。、列寧遺體從莫斯科遷至秋明，以及艾米塔吉博物館的藏品被轉移至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若莫斯科淪陷於入侵的德軍，庫比雪夫將被選為蘇聯的備用首都。至1943年夏天，所有事物均已遷回莫斯科。蘇聯內陸或東部的城鎮接收了大部分新來的難民與高優先級的軍工廠，其中西伯利亞城市新西伯利亞因其遠離前線的地理位置，接收了超過十四萬名難民和眾多工廠。

儘管德軍在1943年期間初步成功控制了蘇聯西部大片領土，且蘇聯在東部動員方面的應急計畫粗略，但蘇聯的工業最終在武器生產上超越了德國；至1945年，總計有七萬三千輛坦克、八萬兩千架飛機及近三十二萬四千門火炮被分發給紅軍，以對抗軸心國。

政府政策

史達林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深知希特勒終將背棄蘇聯；相關計畫在「巴巴羅薩行動」前便已制定，並作為預防措施啟動疏散。莫斯科市疏散委員會的黨員瓦西里·普羅霍羅維奇·普羅寧曾提交一份計畫（被史達林否決），該計畫原欲撤離約一百萬莫斯科市民。直到德軍真正入侵後，黨才頒布了實際的疏疏散計畫。

德國入侵兩天後，即1941年6月24日，黨成立了疏散委員會，試圖為居住在東線戰場附近的蘇聯公民制定一套疏散程序。委員會確定了主要鐵路線上的城市，以便將民眾撤離並送往東部。入侵開始三個月後的九月，疏散委員會已確定並運作128個中心。接收疏散公民（以及其他資源與工業）的主要城市包括基洛夫、雅羅斯拉夫爾、高爾基、烏法、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車里雅賓斯克和庫比雪夫。

黨還頒布了進一步措施，以幫助分散的疏散者在新的地點安頓下來。他們抵達新城市後，被指示與地方當局聯繫以便登記。此後，他們會收到證明其疏散者身份的證書，憑此可獲得住宿、糧食配給和臨時工作。疏散者被告知，只要不影響當局將他們從疏散地點運送至難民中心的能力，他們可以攜帶個人物品。家庭成員的物品總重不得超過40公斤。

中央委員會在八月和九月發出的另一項指示是，要求地區政府為新來者建造臨時住房，以防該地區現有住房不足。此措施之後，黨於十一月頒布了一項措施，成立了疏散管理局；此舉剝奪了地區當局的權力，將其集中於共產黨內。黨的辦公室在各個疏散城市和地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更好地規範和照顧分散的疏散者。其專員負責確保疏散者在新地點得到妥善照顧，並且他們關切的問題（包括住房、就業、食物、醫療保健和兒童照護）得到解決。至1942年初，即入侵開始後不到一年，莫斯科政府已在疏散工作上花費了三十億盧布。

作為疏散一部分的強制遷徙

大量被疏散的蘇聯平民被歸類為被強制遷徙者而非疏散者，尤其是那些黨擔心會改變忠誠、轉而為德軍作戰的人。這一趨勢始於1941年一項關於將伏爾加德意志人遷往西伯利亞和哈薩克的法令，最終影響多達三百三十萬人，涉及五十二個民族。其餘被認為不忠誠的民族的疏散發生在戰爭後期，即1943年至1944年間。由於伏爾加德意志人是兩個被驅逐民族中（另一個是克里米亞韃靼人）戰後從未返回家園的民族之一，現代歷史學家將此解釋為種族清洗。

克里米亞韃靼人是黨內規則的一個例外，該規則假定受懷疑的民族會親德；韃靼人是穆斯林少數民族，黨懷疑他們會選擇宗教而非國家。歷史學家常將蘇聯在克里米亞對韃靼人的迫害和清除追溯至蘇聯建國後的戰間期。據報導，從1917年到1933年，估計有一半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口因死亡或遷徙而消失。

被強制遷徙的民族通常來自東線戰場附近的地區，並在戰爭期間被安置在哈薩克和中亞。195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多年後，除了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之外的所有群體都被重新安置回其故土。尼基塔·赫魯雪夫在其領導共產黨期間免除了德意志人的所有罪責。據信，伏爾加德意志人不被允許重新安置，是因為自戰爭結束以來，該地區已被其他蘇聯平民定居。同樣的看法也解釋了為何克里米亞韃靼人未被納入1956年的重新安置命令中。於1980年代經濟改革期間組織的克里米亞韃靼民族運動組織，最終從蘇聯政府處得到消息，其人民可以返回克里米亞。蘇聯解體後，約二十五萬克里米亞韃靼人返回並定居於克里米亞（該地區在2014年被俄羅斯聯邦吞併前是烏克蘭的一部分）。戰爭期間的主要強制遷徙有：

• 1941年：伏爾加德意志人
• 1943年：卡拉恰伊人
• 1943年：卡爾梅克人
• 1944年：巴爾卡爾人
• 1944年：車臣人與印古什人
• 1944年：克里米亞韃靼人
• 1944年：希臘人
• 1944年：梅斯赫特土耳其人

工業疏散

德軍初期的快速推進不僅威脅到蘇聯的領土和工廠（民用與軍用），還威脅到整個國家民生經濟的崩潰。即使有1930年代的應急計畫以及1941年成立的疏散委員會（如疏散委員會和國家國防委員會），大多數疏散工作仍由地方蘇聯組織處理，這些組織在德軍即將發動攻擊前負責工業轉移。

由於西線全面動員的準備工作目光短淺，這些委員會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到莫斯科的圖書館尋找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疏散的資料。地方委員會最終採用了五年計畫的結構，由三千名專員控制疏散行動。工業廠房的疏散始於1941年8月，並持續到該年年底。

國家國防委員會監督了超過一千五百家具軍事重要性的工廠遷往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這些地區因其地理位置偏遠（遠離軸心國空襲的破壞範圍），為其居民提供了安全保障，並為蘇聯工業提供了大量資源，以支持與戰爭相關的工廠和廠房。位於俄羅斯中部的烏拉爾地區發展了規模可觀的鋼鐵廠以及農業和化工廠。西伯利亞的工業則依賴庫茲涅茨克煤盆地的煤礦和銅礦來支持蘇聯的戰爭機器。

一些疏散行動以及將機床和技術工人轉移至東部的「影子工廠」的工作開始得更早。美國武官報告稱，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有大量機械和人員從莫斯科地區向東轉移。1942年初生產的快速增長表明，疏散工作可能始於1940年。

平民疏散

在1941年，「疏散」（evakuatsiia）是一個新詞，並非人人使用。然而，鑑於該國的戰爭史，「難民」（bezhenets）一詞則熟悉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難民」一詞被「疏散者」所取代；用詞的轉變表明政府對其公民流離失所的無奈。控制流離失所人口的原因各異。儘管有些人偏好將自己視為疏散者，但該術語指的是不同的人群。一些是特權菁英，如科學家、專業工人、藝術家、作家和政治家，他們被疏散到國家內陸。其他疏散者則受到懷疑。疏散過程，儘管蘇聯盡了最大努力，卻遠非有組織；國家將大多數向東行進的人視為可疑。由於大多數人是自行疏散，他們沒有被分配到指定的安置地點。官員們擔心混亂會讓逃兵輕易逃脫。不屬於「特權菁英」範疇的疏散者被視為可能在流行病學和意識形態上污染其餘人口。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俄羅斯一直深陷戰爭之中。如果說這個在戰爭中成長的社會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動員其工業和平民人口的重要性。俄國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布爾什維克提供了經驗，塑造了他們未來的疏散策略。為未來戰爭的準備始於1920年代初期，但直到1927年的戰爭恐慌，蘇聯才開始制定防禦措施（包括疏散政策）。這些政策並非出於人道主義原因，而是作為國家自衛的一種方式。他們需要避免過去的問題，如軍事行動受阻、傳染病傳播、部隊士氣低落以及經濟壓力。勞動與國防委員會及其他蘇聯行政機構負責起草這些政策。

巴巴羅薩行動導致數百萬俄羅斯人流離失所。確切數字難以確定，因為許多人是自行疏散。有些人估計約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在疏散期間，對難民來說最受歡迎的景象之一是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干，該地最終收容了數萬名難民。由於難民數量龐大，火車站人滿為患，分發火車票可能需要數天時間。即使戰爭即將結束，急切想回家的疏散者也未獲准許。遣返政策是針對那些不在工業部門工作的人制定的；這些公民失去了他們原籍城市的居住權，且不屬於遣返程序的一部分。任何試圖未經許可返回的人都面臨監禁。儘管有許多障礙和其他問題，蘇聯還是將數百萬公民疏散到了後方的安全地帶。

由於勞動力短缺，司法人民委員部和人民委員會強迫疏散者在企業、組織和集體農莊工作，以支持戰爭。被選中參加勞動的人是那些被認為是「無社會生產力者」。不靠固定工資工作的人，如藝術家、作家和工匠，被排除在這項新法令之外。工人的積極性出現了問題；一些人回到家鄉後對自己的工資不滿，稱政府支付的補貼幾乎與他們工作所得一樣多。

隨著冬季臨近，莫斯科周邊的戰事加劇，共產黨莫斯科州委員會和莫斯科州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認為疏散郊區的婦女和兒童至關重要。他們請求蘇聯人民委員會疏散委員會通過交通人民委員部疏散三十萬人。

猶太家庭

在1939年至1940年間，蘇聯從最近入侵的波蘭和其他地區增加了近兩百萬猶太人口。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訂後，蘇聯和德國佔領了東歐大部分地區（包括波蘭、波羅的海地區和羅馬尼亞部分地區）。蘇聯佔領並吞併了東羅馬尼亞，包括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當時估計有二十五萬猶太人居住於此），以及赫爾察地區。另有十二萬猶太人從羅馬尼亞其他地區遷入新吞併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到1941年春末，多達四十一萬五千名猶太人居住在蘇聯吞併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這些新成為蘇聯公民的猶太人中，約有一萬人因各種原因被驅逐到內陸，許多人最終加入了紅軍。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成立證明，蘇聯政府曾做出一些努力，將流離失所的猶太公民融入蘇聯社會。許多居住在羅馬尼亞和納粹佔領的波蘭的猶太人，不願遷往對其宗教政策不友好的俄羅斯。許多人低估了即將到來的納粹戰爭機器的危險而慘遭殺害；然而，從德國逃往俄羅斯的猶太人則說：「寧要史達林，不要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估計有七十萬至三百萬猶太人在納粹佔領的蘇聯領土上被別動隊殺害。

當德國於1941年入侵俄羅斯時，大多數猶太公民被納粹殺害；然而，一些猶太家庭向東逃入俄羅斯。儘管蘇聯沒有保留專門關於猶太人的記錄，但估計有三十萬人從羅馬尼亞吞併的領土被驅逐到哈薩克等地；其中有多少是猶太人尚不清楚。至1942年2月，多達四萬五千名來自這些領土的流離失所的猶太公民居住在烏茲別克。估計到1942年初，約有八萬至八萬五千名來自這些領土的猶太人被轉移到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

史達林與政治局

入侵的頭十天，史達林邀請了葉夫根尼婭·「熱尼婭」·澤姆利亞尼齊娜（史達林第二任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的嫂子）到昆采沃別墅。他請她帶他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和其他孩子去他位於索契的別墅（遠離戰火）。她拒絕了，此後他們再未相見。斯韋特蘭娜和其他孩子最終與安娜·雷登斯（娜傑日達的姐姐）一同前往索契，並一直待到前線逼近。

入侵期間，史達林一直留在莫斯科，不確定政治局應留下保衛城市還是撤離。他閱讀了歷史書籍（包括米哈伊爾·庫圖佐夫的傳記，庫圖佐夫在1812年法國入侵俄羅斯時放棄了莫斯科），並諮詢了身邊的人。他的管家瓦倫蒂娜（據歷史學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里稱，是他的情婦）在他當著其他政治局成員的面徵求意見時，支持保衛莫斯科。斯韋特蘭娜也寫了一封信給他，信的內容可被解讀為鼓勵防守。史達林詢問負責俄羅斯軍隊的格奧爾基·朱可夫將軍，莫斯科是否能守住；朱可夫給予了肯定的回答。

在一次史達林缺席的會議上，拉夫連季·貝利亞主張他們應撤離至伏爾加河以東。格奧爾基·馬林科夫表示同意，但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則不同意。然而，當史達林召集政治局成員和將軍們開會做出最終決定時，他們全都表示應保衛這座城市。在德軍逼近莫斯科期間，政治局成員大部分時間都在莫斯科地鐵的地下工作。

列寧遺體

面對德軍的推進，以及工業和民眾的疏散，政治局決定將弗拉基米爾·列寧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從自1924年以來一直陳列的紅場陵墓中遷出。列寧的遺體被秘密移走，送往遠離前線、遠離受德國轟炸機威脅的工業區。距離莫斯科以東約2500公里的秋明市被選為目的地。1941年6月，他的遺體被石蠟包裹，放入一個木製棺材中，再套入一個更大的木箱。隨遺體一同運送的還有維持其防腐狀態所需的化學品和工具。木箱被放置在一列專用火車上，由一支精選的克里姆林宮衛隊保護。遺體放置在一節私人車廂中，受到全天候守衛。沿途的鐵軌和車站也增派了士兵。

抵達秋明後，遺體被安置在秋明農業學院校園內一棟破舊的建築裡。由於條件所限，需要從秋明以東600公里的鄂木斯克運來額外的化學品和蒸餾水。列寧的遺體於1945年4月被運回莫斯科。

參見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疏散與驅逐
• 蘇聯從塔林的疏散
• 戰略縱深

外部連結

• 1941-1942年大疏散
• 向烏拉爾疏散
• 向北哈薩克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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