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阿利亞

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的數年間，以及此後約十餘年間，有數量極其龐大的猶太人從蘇聯及後蘇聯國家移出。這些移民中，大多數進行了阿利亞（aliyah，指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人移居至各個西方國家。這波猶太移民潮是在1970年代蘇聯阿利亞之後，當時蘇聯政府特別准許國內的猶太「拒絕者」（refuseniks）移民。

1989年至2006年間，約160萬蘇聯猶太人及其親屬離開了該國。其中約979,000人（61%）根據《回歸法》被以色列接收，該法允許猶太人及其非猶太裔配偶移居以色列並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另有325,000人及219,000人分別移民至美國和德國。

居住在前蘇聯各地的許多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高度世俗化，且不遵守一些重要的猶太習俗，例如男性割禮（Brit milah）。抵達以色列後，數以萬計的青少年及成年男性接受了割禮。這些猶太人中，異族通婚的比例也相當高；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數據，26%來自蘇聯的移民不被哈拉卡（halakhic，猶太教法）定義承認其猶太身份，但由於父系猶太血統或與猶太人結婚，仍有資格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儘管這波移民潮主要由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組成，但在此期間，也有相當數量的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 Jews）從蘇聯的亞洲領土進行阿利亞，例如山地猶太人、喬治亞猶太人和布哈拉猶太人等。這些猶太社群傳統得多，受蘇聯世俗主義的影響也小得多，並保持著強烈的猶太認同感。事實上，在阿什肯納茲社群中出現的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h movement）、各種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渴望，從未傳入非阿什肯納茲社群。此外，他們維持著更為父權的家庭結構，女性就業率較低，子女數量較多。與受過高等教育且高度同化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相比，這些米茲拉希猶太人多半以商業、手工藝和經商為生。

絕大多數的阿什肯納茲移民被認為促進了以色列的經濟，尤其助長了該國著名的高科技產業。

歷史

1967年六日戰爭後，許多蘇聯猶太人開始申請出境簽證，並為其離境權進行示威。與此同時，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呼籲蘇聯政府允許猶太人移民。1971年，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獲得特別豁免，促成了1970年代的蘇聯阿利亞。

希望移民的蘇聯公民必須取得出境簽證。許多申請出境簽證的人遭到拒絕。那些試圖逃離蘇聯但未成功的人，被稱為「拒絕者」，常被貼上叛徒的標籤，遭到解僱，並受到公開騷擾。獲得出境簽證者會失去蘇聯公民身份，並需支付一筆離境稅。在共產政權下，公寓等不動產通常屬於國家，移民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須放棄這些資產。蘇聯解體以及俄羅斯與其他前蘇聯加盟國建立資本主義後，這些法律被廢除。1991年7月1日，蘇聯法律的一項變更生效，移民不再需要放棄其蘇聯公民身份。從那時起，在蘇聯解體後離開蘇聯及其繼承國的移民得以保留其資產，而來自允許雙重國籍的繼承國的移民則能保留其公民身份。

為應對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蘇聯自1968年起開始允許有限數量的猶太人每年移民，官方理由為「家庭團聚」。起初，大多數人前往以色列，但自1976年後，多數人開始移民美國，美國根據《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將蘇聯猶太人視為難民。總計在1970年至1988年間，約有291,000名蘇聯猶太人獲准出境，其中165,000人移民至以色列，126,000人移民至美國。

1989年，蘇共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決定解除移民限制。同年，71,000名蘇聯猶太人移出，其中僅12,117人移民至以色列。在前往以色列的主要中轉站維也納，約83%的人選擇前往美國。1989年10月，美國政府停止將蘇聯猶太人視為難民，因為另一個國家——以色列，願意無條件接納他們。然而，給予蘇聯猶太人難民身份的做法以某種形式持續存在，因為《對外行動撥款法》的《勞滕伯格修正案》（第599D節）要求行政部門為猶太人、福音派基督徒、烏克蘭天主教徒和烏克蘭東正教會成員設立難民處理類別，並給予這些類別的成員更多獲得難民身份的機會。1990年，185,227名蘇聯移民抵達以色列（同年離開蘇聯的猶太人約為228,400人）。1991年，約有148,000名蘇聯移民抵達以色列。此後，前往以色列的移民數量顯著下降，但在1992年至1995年間保持穩定。1992年，65,093名蘇聯移民抵達以色列，1993年為66,145人，1994年為68,079人，1995年為64,848人。此後數年，蘇聯移民人數降至每年60,000人以下，但在1999年出現一個高峰，有66,848名移民抵達以色列。這一下降趨勢持續到2000年代。2000年有50,817名移民抵達，2001年為33,601人，此後來自前蘇聯的移民人數降至每年不足20,000人。

隨著移民潮的開始，希望移民的蘇聯猶太人離開蘇聯前往各個歐洲國家，並開始聚集在中轉站，從那裡他們被空運至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命令國家航空公司以色列航空（El Al）將所有可用飛機投入移民運輸。一些蘇聯移民也乘坐包租的船隻經海路前來。

在莫斯科與特拉維夫之間開通直飛航班之前，匈牙利在蘇聯猶太人移民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中介角色。1989年至1991年間，超過16萬名蘇聯猶太難民在匈牙利航空（Malév Hungarian Airlines）與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合作的聯合計畫下，經由布達佩斯中轉。這條臨時空中走廊成為這一過渡時期阿利亞的主要路線，因為匈牙利積極將其新興的後共產主義身份與人道主義及親西方承諾結合，儘管面臨恐怖主義威脅和內部政治壓力等風險。

1990年1月和2月，載運移民從蘇聯直飛以色列的航班開始運作。首架直飛航班於1990年1月1日從莫斯科起飛，載有125名移民。1990年2月22日，蘇聯政府暫停了直飛航班。此前，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在耶路撒冷社區及綠線外的內夫雅科夫（Neve Yaakov）定居點發表演說，暗示蘇聯移民將被安置在以色列定居點，該區主要是俄羅斯移民社區；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隨後下令停止直飛航班。直飛航班於1991年8月恢復。1991年12月，蘇聯本身解體。最終，前蘇聯每一個擁有大量猶太人口的城市，都成為了直飛航班的集結點。

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地區爆發了一系列戰爭，在猶太事務局的協助下，來自這些戰亂地區的猶太難民被撤離至以色列。在阿布哈茲戰爭期間，所有希望逃離阿布哈茲的猶太人都被撤離並安置在以色列。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逃離的車臣猶太人，在以色列政府和猶太事務局進行的長達數月的救援行動中被撤至以色列。在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戰爭期間，逃離戰區的猶太人前往基希訥烏和敖德薩等城市，並從那裡被空運至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融入

地理分佈

這波移民潮的突然性與廣泛性，導致以色列住房立即出現嚴重短缺，尤其是在古什·但（Gush Dan）地區，住宅公寓價格也因此急劇上漲。為此，時任以色列住房建設部長的阿里埃勒·沙龍啟動了數個計畫，以鼓勵建造新的住宅樓，其中部分措施包括放寬不同的規劃程序。當這些資源不足以應對日益增長的移民潮，許多移民仍無處安身時，兩年內以色列各地建立了約430個活動房屋營地，共計27,000個活動房屋單位。最大的活動房屋營地位於貝爾謝巴，由2,308個住房單位組成。

在那段時期之後，移民們散居以色列各地。但這波移民潮也呈現出以往以色列移民潮的一個共同現象：國家將移民轉移至邊陲地區的努力，主要影響了社經地位較低的移民，而那些來自較高社經階層、有資源抵抗這些努力的移民，則搬到自己選擇的居住區，大多在古什·但地區。（許多移民（無論自願與否）移居的其他城市包括海法及克拉約特都會區、佩塔提克瓦、阿里埃爾和阿什杜德。）因此，這波移民潮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徵：源自獨立國協歐洲地區的大多數移民移居以色列中部，而移居邊陲地區的大多數移民則來自中亞各共和國和高加索地區。

融入特點

融入法律隨時間而變。每位移民獲得的基本政府補助金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迅速變化。大多數移民最初被安置在邊陲地區，後來分散到「俄羅斯」社區。在一些城市，主要是中低社經水平的城市，移民佔所有居民的50%以上。

許多移民融入了以色列的勞動市場，但大多數仍侷限在自己的社群內。這波移民潮的封閉性可能源於其規模龐大，導致形成了有時達數萬人的社區。此外，許多移民未能適應接收社會，也未能達到社會期望他們為促進社會融入而做出改變的要求。

許多新移民發現，他們以前的教育背景不被許多以色列雇主承認，儘管高等教育機構承認這些學歷。許多人不得不在與其專業不符的崗位工作，或接受再培訓。

一些移民選擇堅持去同化策略，保留原生文化並拒絕接收文化。其他移民群體（政治領袖和年輕人）則選擇交織策略，在保留原生文化的同時，參與周遭的文化。這些策略選擇與以往的移民潮不同，以往的移民通常選擇同化（拒絕原生文化，接納接收文化）或交織。然而，這些移民在以色列出生的子女，已完全融入以色列社會。

政治

為爭取符合其獨特需求的政治權力，催生了「俄羅斯」政黨的增長——其中由納坦·夏蘭斯基領導的「以色列移民黨」（Yisrael BaAliyah）最受歡迎。該黨在1996年選舉中大獲成功，贏得7個席次。在1999年選舉中，其席次減少一席，而在2003年選舉中，它只贏得兩席，並被併入利庫德集團（Likud）。許多人將這個移民政黨的衰落視為他們融入以色列社會的積極信號，也意味著他們不再需要自己的政黨。「以色列移民黨」的創始人兼領導人納坦·夏蘭斯基在選舉後表示，其政黨衰落的原因，實際上在於它成功地達成了將移民融入以色列社會的目標。

1999年，政治家阿維格多·利伯曼（1978年隨父母移民）成立了「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Yisrael Beiteinu）黨，作為「以色列移民黨」的競爭對手。「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專注於國家議題，並對以色列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採取強硬立場，其觀點是基於他們不支持猶太人在中東維持一個猶太國家的權利。該黨在1999年選舉中取得相對成功，贏得了四個席次，後來與右翼政黨「全國聯盟」（The National Union）合併，該聯盟在第15屆及第16屆以色列國會中均贏得7個席次。

在1990年代，移民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表現出持續反對當權者的特點。實際上，這些移民在伊扎克·沙米爾、希蒙·佩雷斯、班傑明·納坦雅胡和埃胡德·巴拉克政府的垮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隨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的開始，大部分蘇聯移民在阿以衝突的看法上傾向於政治光譜的右翼，並在以巴衝突及反恐議題上持鷹派立場。儘管大多數蘇聯移民在宗教與國家議題上支持自由派政策，因為這波移民潮在多數上是世俗的，但他們避免支持持有相似立場的以色列左翼政黨，因為這些政黨支持與巴勒斯坦人妥協，且他們將左翼與蘇聯共產主義聯繫在一起。因此，舉例而言，埃胡德·巴拉克在他的競選活動中，透過分發一本俄語書籍，將他譽為以色列戰爭英雄而獲益。許多政治評論員在選舉後聲稱，這本書在巴拉克的勝選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樣地，阿里埃勒·沙龍在前蘇聯移民中的受歡迎程度，與他非凡的軍事記錄及其強硬、具侵略性的形象有很大關係。

這些現象被認為與移民內化了一種觀念有關，即他們比其他人「不那麼猶太」（尤其鑑於許多人不被拉比院認定為猶太人，因此權利受限），因此他們透過「與猶太主流一同反對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從而讓自己感覺有所歸屬」來進行補償，前RTVi記者阿西亞·伊斯托希娜（Assia Istoshina）如此說道。諷刺的是，以色列左翼最初認為蘇聯移民會為他們的政黨及其在以色列社會中的世俗主義、進步思想帶來助力。

這一群體多數的右翼立場與其反宗教立場之間的鴻溝，由「辛努伊黨」（Shinui）填補。這是一個重要的世俗與反東正教政黨，在前蘇聯移民中廣受歡迎，因為儘管其有左翼傾向，「辛努愈黨」並不被認同為左翼。一項在90年代進行的研究，要求俄羅斯移民選擇他們最喜歡的政黨政治綱領，但黨名被刪除。在不知道綱領屬於哪個政黨的情況下，大多數移民選擇了左翼的「梅雷茲黨」（Meretz）的綱領（當被告知該左翼政黨的政綱後，他們感到驚訝）。

在2006年的選舉中，「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與「全國聯盟」黨分道揚鑣。此決定背後的邏輯是，儘管「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與「全國聯盟」的立場相似，但兩黨有著不同的目標受眾：前者主要面向俄羅斯選民及右翼世俗派，後者則主要面向宗教民族主義公眾及定居者。這個假設在「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獨自贏得11個席次，成為僅次於獲得12席的利庫德集團的第二大右翼政黨後變得清晰，而其獲得的大多數席次當然來自該黨的目標受眾——來自俄羅斯聯邦的移民。

文化

在2009年的以色列選舉中，「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贏得了15名國會議員，創下歷史新高。

錫安主義精神的削弱，加上大熔爐觀念的消失（此觀念在1980年代前很強烈），使以色列社會對俄羅斯移民保留其文化的嘗試更為寬容。與此同時，許多移民視自己為俄羅斯文化的代表，並認為其優於以色列主要為黎凡特（Levantine）的文化。這些平行趨勢，加上獨立的移民社區，共同協助創造了一種獨特的俄裔以色列文化。

這種文化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和以色列特色元素的結合。這種混合創造了一種新的世俗文化，它同時使用希伯來語和俄語，並高度重視教育、科學技術、文學、音樂、戲劇等領域的高雅文化活動。俄羅斯移民比以色列出生的人更可能去劇院或聽古典音樂會，而在文學方面，俄羅斯的阿利亞將「奇幻」寫實主義流派引入以色列文學，與「枯燥」的寫實主義形成對比。俄羅斯移民還將戰役重演的愛好帶入以色列，並成立了幾個俱樂部。

由於新移民的需求，許多俄語報紙應運而生，隨著1990年代以色列多頻道電視的發展，許多俄羅斯頻道開始在以色列轉播。2002年11月，一個新的以色列-俄羅斯頻道「今日以色列」（Israel Plus）出現。七份俄語報紙也相繼創立。然而，到了2012年，以色列-俄羅斯媒體日漸式微，因為蘇聯移民的子女對其依賴遠不如其父母。

雖然每位移民都可參加希伯來語課程，但許多俄羅斯移民仍偏好說俄語。截至1995年，他們中只有51%精通希伯來語，39%無法閱讀或希伯來語讀寫能力差，26%幾乎不會說或完全不會說希伯來語。約48%的人在家只說俄語，6%在工作時，32%與朋友交談時；而8%在家只說希伯來語，32%在工作時，9%與朋友交談時。其餘的人則使用俄語和希伯來語的混合語。

這些移民絕大多數是世俗的。一項2016年的民調發現，81%的人自認為是世俗派，相比之下，所有以色列猶太人中此比例為49%，只有4%是哈雷迪（Haredi，極端正統派），儘管55%的人表示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他們與非猶太伴侶的異族通婚和同居率也較高，其中10%的人與非猶太伴侶結婚或同居，而所有以色列猶太人中此比例為2%。然而，移民的子女比其父母要虔誠得多，只有60%自認為是世俗派，70%表示有某种宗教信仰，14%是哈雷迪。

這波移民潮的世俗特性及其保留飲食習慣的嘗試，導致在1990年代中期開設了販售蘇聯常見商品的商店，特別是非潔食肉品如豬肉。儘管豬肉在以色列是允許銷售的，甚至在米茲拉基布茲（kibbutz Mizra）也有養豬場，但在宗教或傳統居民比例高的城市行銷豬肉，構成了對以色列政教現狀的違反，並引發了許多衝突。在大多數情況下，各方達成妥協，豬肉店被遷至城市的工業區。

許多移民將他們的名字希伯來化，但大多數人保留了他們的俄羅斯名字。然而，俄羅斯父母大多給他們的孩子取希伯來語的名字，這一趨勢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穩步上升。許多俄羅斯移民的子女被賦予聖經中的名字，這些名字被認為是以色列式的，但在其他國家也很常見。根據2011年的一項研究，雖然移民本身並未完全融入以色列文化，並保留了部分俄羅斯身份，但他們的子女已完全融入以色列社會。

猶太身份的哈拉卡定義

哈拉卡的正統解釋只承認母系血統。然而，《回歸法》規定，任何有猶太祖父母，或與猶太人結婚的人都有資格。由於這種差異，這波移民潮中包括了一些不被以色列拉比院（Israeli Rabbinate）視為猶太人的人，例如猶太父親和非猶太母親的子女、猶太人的孫輩，或猶太人的非猶太配偶，他們根據《回歸法》有資格移民。1988年，即移民潮開始的前一年，蘇聯58%的已婚猶太男性和47%的已婚猶太女性擁有非猶太配偶。約26%，即240,000名移民沒有猶太母親，因此不被哈拉卡（猶太教法）視為猶太人，該法規定猶太人是指母親是猶太人或已正式皈依猶太教的人。這可能會給他們未來在以色列的婚姻帶來問題。

在大規模移民初期，幾乎所有來自前蘇聯的移民都被哈拉卡視為猶太人。在移民潮中，不被哈拉卡正統解釋視為猶太人的移民比例持續上升。例如，在1990年，約96%的移民是猶太人，只有4%是非猶太家庭成員。然而，到了2000年，比例變為：根據哈拉卡為猶太人——47%，猶太人的非猶太配偶——14%，猶太父親與非猶太母親的子女——17%，猶太父親與非猶太母親子女的非猶太配偶——6%，擁有一個猶太祖父母的孫輩——14%，以及擁有一個猶太祖父母孫輩的非猶太配偶——2%。

根據一份從人口與移民局洩露的文件，2016至2021年間，34.3%的俄羅斯移民（olim）、30%的烏克蘭移民、93.7%的美國移民以及56%的總體移民在近年被視為猶太人。

人口統計

在以色列的經濟融入

這些移民在以色列經濟中融入得相對成功，其特點是勞動市場參與率較高。為了給這波移民潮帶來的數千名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就業機會，以色列建立了數個企業孵化器，使以色列的高科技領域經歷了一場小革命。這波移民潮也被認為促進了以色列的經濟，特別是助長了該國著名的高科技產業。以色列經濟學家什洛莫·毛茲（Shlomo Maoz）曾如此評論俄羅斯阿利亞：「俄羅斯人大大地拯救了以色列。這波阿利亞幾乎在所有參數上都改善了我們的狀況。」根據毛茲的說法，近一百萬新消費者的湧入，使各行各業數百家公司的市場擴大了高達20%，而這種消費增長極大地促進了進出口。新興的以色列高科技產業，因受過高等教育的俄羅斯移民與技能熟練的以色列國防軍退伍軍人而大大受益。此外，毛茲認為，俄羅斯移民通常比以色列本地人更具雄心且受教育程度更高，他們間接地提高了本地以色列人的生產力，促使更多本地人為了競爭而更努力工作並追求高等教育。經濟學家約瑟夫·澤拉（Yosef Zeira）承認俄羅斯移民對以色列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並將結束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所導致的經濟衰退歸功於他們，但他聲稱以色列高科技的成功主要歸功於以色列國防軍的補貼。根據澤拉的說法，儘管俄羅斯阿利亞對經濟有積極影響，「無論有沒有他們，以色列仍會是一個擁有繁榮工業部門的西方國家。」這些移民作為科學家、醫生、學者，在科技、研究和藝術領域為以色列國和以色列社會所做的總體貢獻和潛力，對以色列的整體文化和經濟至關重要。

在1989年至1990年間抵達的移民中，60%受過大學教育，當時是以色列受過大學教育人數的兩倍。從1990年到1993年，有57,000名工程師和12,000名醫生從前蘇聯移民到以色列。相比之下，1989年以色列只有30,000名工程師和15,000名醫生。

剛抵達以色列時，許多蘇聯移民，包括受過高等教育和技能熟練的專業人士，最初從事低階和半技術性工作，生活貧困。1992年，56%的蘇聯移民處於以色列人口最貧困的三分之一階層，即貧困或有陷入貧困的風險，而10%則處於最富裕的三分之一階層。蘇聯移民融入了以色列經濟，該經濟在1990年代經歷了一場繁榮，使該國人均GDP翻了一番，儘管移民帶來了勞動力的大幅增加，失業率卻有所下降。到2010年，只有38%的蘇聯移民處於最貧困的三分之一階層，而27%則處於最富裕的三分之一階層。2012年，來自前蘇聯的移民的平均薪資與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相當，這意味著蘇聯移民與以色列猶太社會其餘部分之間的經濟差距已基本消除。

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數據，約有三分之一的1990年代移民其先前的教育在以色列被承認爲高等教育。但不到一半的識字工作人口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工作。

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

起初，以色列社會對蘇聯猶太移民潮的反應非常正面，當地人普遍使用「每多一位移民，我們的力量就增強一分」這句話。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以色列社會部分人士擔心大規模移民潮可能帶來的影響，這種積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與這波移民潮相關的兩個主要擔憂是：擔心移民中可能有一定比例的宗教和文化上的非猶太人，以及擔心新移民會搶走資深人口的工作機會。

另一個產生負面態度的原因是與移民社會的普遍特徵有關，即資深群體對移民人口的不友善態度。在這方面，關於新移民的負面刻板印象謠言開始傳播。這種不友善的態度之所以加劇，也是因為——與以往的以色列移民潮不同——這波移民中的許多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語言，而沒有試圖將他們的習俗融入在以色列的新生活中。許多對這波移民的批評與他們的文化差異有關，其中包含了許多關於以色列社會的負面刻板印象。

自那時以來，這些移民已成功地在不同領域融入以色列社會，並為以色列做出了巨大貢獻。2009年，科學部長丹尼爾·赫什科維茨（Daniel Hershkowitz）表示，這波移民潮幫助了以色列的大學，現在每四名教職員中就有一名是講俄語的人。與此同時，總理納坦雅胡表示，蘇聯猶太人現已「融入了國家的生活，並成為生活各方面的主要和重要元素」。在同一次演講中，他稱俄羅斯阿利亞為「發生在國家的最偉大奇蹟之一」。

參見

• 蘇聯猶太人歷史
  • 拒絕者
  • 1970年代蘇聯阿利亞
• 以色列的俄語
• 人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