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加西亞首次總統任期
阿蘭·加西亞首次治理秘魯的總統任期為1985年至1990年。他於2006年再次當選總統。
選舉
1985年4月14日，阿蘭·加西亞在贏得1985年秘魯大選後，以53.1%的普選得票率當選為秘魯總統。此外，其所屬政黨「美洲人民革命聯盟」成為國會參眾兩院的最大派系。在當選之時，加西亞因其年輕、演說技巧及個人魅力而享有高人氣。
出席政權交接儀式的有阿根廷總統勞爾·阿方辛、烏拉圭總統胡利奧·馬里亞·桑吉內蒂、哥倫比亞總統貝利薩里奧·貝坦庫爾、玻利維亞總統埃爾南·西萊斯、巴拿馬總統尼古拉斯·阿迪托·巴爾萊塔，以及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薩爾瓦多·豪爾赫·布蘭科。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亦出席該儀式。
1985年10月，《新聞週刊》稱他為自胡安·多明戈·庇隆以來，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政治明星。同年12月，該雜誌將加西亞列為全球十大傑出人物之一。
經濟
初期
起初，所採取的措施是正面的。到了1985年9月，通膨率已降至3.5%（該年4月為12.5%）。至1986年第二季，經濟顯示出明顯的復甦跡象。依賴國內需求的產業（製造業、建築業、農業）有所成長，但從事出口的產業（礦業、漁業）則不然。1986年，經濟成長了10%。這是自1950年代以來最大的增長，加西亞也因此在整個拉丁美洲享有創紀錄的聲望。當國家的支出能力耗盡時，多重問題便開始浮現。
第一個問題是，儘管經濟復甦，但國家的收入幾乎沒有增加。另一個問題是，國內產業有限的產能已達到極限。需要進一步的投資和外國資本來建立新的產能，以持續經濟的成長與復甦。這導致對外國貸款和投資的依賴增加。
公眾對政府貨幣政策的信心低落，導致許多消費者購買美元而非印地（Inti），從而造成印地的大規模貶值。加西亞採取的一攬子措施包括凍結印地對美元的匯率。然而，凍結匯率對於阻止對美元的實際需求作用甚微。到了1989年，惡性通貨膨脹主導了秘魯的貨幣情勢。
危機隱憂
1987年，國際收支平衡與國際儲備的危機已然顯現。然而，秘魯政府直到1988年仍持續依賴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此同時，他們不得不接受印地的貶值、工資與物價的上漲。
總體而言，秘魯政府的經濟政策開始陷入矛盾。一方面，政府尋求與主要企業家（被稱為「十二門徒」）直接接觸，說服他們投資於產能發展。另一方面，據稱為了增加國家收入，政府於1987年初強迫企業貸款給國家。
具體來說，企業被迫購買強制性秘魯債券，其價值高達公司在1986年所獲總利潤的30%（69）。此舉激起了企業界的憤怒反應。不久後，一些公司被豁免強制支付，最終該計畫被取消。
這種對既成事實的反應、對未來危險的被動態度，起起伏伏的政策，加深了人們對政府經濟政策是即興而為、且最重要的是正在失控的看法。隨著經濟部長路易斯·阿爾瓦·卡斯楚於1987年6月辭職，情況更為惡化。
銀行國有化
轉捩點是其政府意圖將銀行國有化，以此作為控制通膨的手段，當時（1987年7月28日）的通膨已勢不可擋。事實上，經濟指標顯示，秘魯在此任期內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1988年為1722.3%，1989年為2775%。
該措施於1987年7月28日在傳統的國情咨文中宣布。加西亞表示，他的措施將減少秘魯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早在1982年，他便出版了一本書（《不同的未來》），書中批評私人銀行將非正規部門，如農場和中小企業（SMEs），排除在信貸體系之外。根據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必要「民主化」信貸，而由於私營部門不願承擔此任務，國家應接手。儘管如此，秘魯共和國國會並未批准此項措施。
1988–1989年：危機
至1987年底，危機已十分明顯：通膨開始飛漲（1987年12月為114.5%），生產——進而經濟復甦——停滯不前，而1987年的國際收支平衡出現了5.21億美元的赤字，是自1981年以來的最大差額。因此，國際儲備持續下降。由於美元短缺，秘魯中央儲備銀行在控制匯率方面束手無策（對美元需求的增加可以透過流通儲備的美元來抵銷）。
迫於情勢轉變，政府於1987年底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尋求貸款。這場非正統的實驗就此結束。1987年10月，政府將印地貶值24%。所謂的「一攬子經濟方案」持續定期實施，直到1988年9月，導致經濟衰退。但加西亞仍不願接受需要一條明確路線。
由古斯塔沃·薩貝爾班領導的加西亞經濟團隊，試圖說服加西亞採取正統休克療法的必要性：透過大幅增稅和提高關稅，以及取消補貼來實現零赤字。但加西亞擔心此決定的政治成本，只同意採取一種未能解決問題的中間路線：一個破產的國家（財政赤字）和一個進口大於出口的經濟體（貿易赤字）。
其結果深植於所有秘魯人的集體記憶中：通膨達到天文數字，糧食及其他商品短缺，以及阿蘭·加西亞支持率的崩盤。直到1988年底，加西亞才確信有必要對經濟危機發動一場「戰爭」。新任經濟財政部長阿貝爾·薩利納斯肩負著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1988年9月6日宣布了經濟休克療法。
該計畫被稱為「零點計畫」，卻助長了更高的通膨，尤其是在進口商品方面。例如，藥品價格上漲600%，汽油價格上漲400%。此外，除了42種商品（208），該計畫取消了物價管制體系。
秘魯阿普拉黨的希望現在寄託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雖然進行了會談，但秘魯並未獲得貸款。這也是因為秘魯仍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億美元，欠世界銀行4億美元。
從1988年9月起，通膨演變為經濟學家所稱的惡性通貨膨脹。該月，物價上漲了114%。這是加西亞政府時期通膨最高的月份，也可能是秘魯歷史上最高的。而休克療法似乎來得太遲。無論如何，它未能控制住通膨。
礦業的長期罷工導致出口下降，進一步加劇了貿易逆差。與此同時，國際儲備已接近於零。
1988年11月22日，加西亞推出了另一個包含類似措施的「方案」。與此同時，阿貝爾·薩利納斯因與加西亞意見不合而提出辭職。
失業率上升和收入急劇下降是這場經濟災難的社會代價，導致了一個前所未見規模的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出現。此外，破產的國家已無法履行其在福利、教育、衛生和司法方面的義務。
1989年和1990年的情況可以簡要敘述，因為沒有實質性的變化。經濟略有復甦，國際儲備也是如此。進口下降，出口上升，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上礦產品價格的上漲。
在新任經濟部長塞薩爾·瓦斯克斯·巴桑的領導下，通膨有所下降，但並不明顯。1989年的年通膨率為2000%。1989年的最後幾個月，政府動用微薄的儲備來稍微提振經濟，以應對即將到來的選舉。因此，到1990年3月，國際儲備僅剩1.9億美元。
社會層面
恐怖主義
另一個震撼阿蘭·加西亞政府的問題是恐怖活動，該活動始於前任總統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政府時期，但在1986年和1988年達到了暴力的最高峰。在此背景下，發生了1986年6月19日在利馬不同監獄殺害暴動恐怖分子的事件。
在阿蘭·加西亞擔任總統期間，伴隨著奪走數千人性命的顛覆性暴力，還發生了軍事鎮壓行為，例如監獄屠殺事件，以及1988年在阿亞庫喬地區卡亞拉社區屠殺數十名農民的事件。儘管加西亞最初在刑事事件後表現出遏制侵犯人權行為的興趣，但後來允許軍隊繼續進行反暴力行動，並組建了行刑隊（羅德里戈·佛朗哥司令部），恐嚇恐怖主義嫌疑人和批評反恐政策的人士。
從1988年到1989年，恐怖組織在利馬及其他幾個城市加強了其攻擊浪潮，而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在新政府交接前二十天內，當「羅蘭多司令」維克多·波萊及47名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成員，透過一條從監獄外挖掘330公尺的隧道，成功逃離坎托格蘭德「最高安全級別」監獄時，爭議再次爆發。該監獄建築沒有水電或排污設施、照明設備，也沒有便於逃脫的服務設施。
除了事件本身，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MRTA）在國內和國際上造成的影響，不僅對秘魯政府的反叛亂策略，也對國家的執法及刑事司法機構的行動能力構成了嚴峻挑戰。
反對派與任期結束
自從試圖將銀行國有化以來，對政府的反對聲浪顯著增長。此舉極不受歡迎，並引發了由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尤薩領導的強烈右翼政治抗議運動。該運動最終演變成一個政治聯盟「民主陣線」（FREDEMO，包括基督教人民黨、人民行動黨和自由運動），並以巴爾加斯·尤薩為總統候選人，但未能在1990年秘魯大選中獲勝。在他於1990年7月28日在國會發表的最後一次國情咨文中，議員們的態度應受譴責，他們不斷地以叫囂打斷他，不讓他發言。
經濟不穩定和恐怖主義引發了秘魯民眾的不滿，他們在1990年的選舉中選出阿爾韋托·藤森為總統。
總統支持率
根據民調支持，加西亞在1985年9月的支持率為90%，同年12月，其支持率為82%。1986年初，他的支持率為72%，同年4月人氣回升，支持率升至85%，但同年7月降至70%，隨著時間推移，年底支持率降至67%。1987年的支持率持續下降，6月為52%，五個月後降至38%。次年年初為43%，但到年中降至34%，並持續暴跌至13%（12月）。1989年，數字繼續下滑，年初支持率僅9%，年底支持率回升至14%，1990年持續上升，7月達到21%。
當局
司法部門
曾擔任秘魯最高法院院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