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騎士·馮·施特里格爾

理查德·馮·斯特里格爾（Richard von Strigl；1891–1942）是一位奧地利經濟學家。他的同僚們認為他是戰間期最傑出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之一。作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他對 F. A. 海耶克、弗里茨·馬赫盧普、戈特弗里德·馮·哈伯勒、奧斯卡·摩根斯坦以及其他第四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早年生活

他出生於前摩拉維亞（現為捷克共和國的一部分）。他曾就讀於維也納大學，並在非常年輕時獲准參加歐根·馮·龐巴維克的著名私人研討會，該研討會培養了整整一代深具潛力的經濟學家，例如奧托·鮑爾、尼古拉·布哈林、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奧圖·紐拉特以及約瑟夫·熊彼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斯特里格爾繼續其研究，並撰寫了一本關於經濟理論的重要著作，憑藉此書，他於 1923 年獲得了特許任教資格—這是中歐大學傳統的教授文憑。五年後，他晉升為名譽特聘教授。然而，與當時的米塞斯、馬赫盧普、哈伯勒及其他維也納經濟學家一樣，他必須在學術界之外謀生，最終成為奧地利失業保險委員會的高級官員。

斯特里格爾被形容為一位謙遜、仁慈、有教養且非常聰明的人，給他的學生和公正的同僚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學生之一約瑟夫·施泰德爾在他去世後表示：「當時他的學生，或那些造訪維也納並逗留在他圈子裡的外國經濟學家，很少有不非常喜歡他的。」

他在系統性闡述和逐步論證方面擁有非凡的天賦，這讓他在課堂上大獲成功。由於這些個人及智識上的才華，斯特里格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維也納大學畢業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比任何其他老師都更能塑造弗里德里希·海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馬赫盧普、奧斯卡·摩根斯坦的思想，並影響了其他未來偉大的維也納經濟學家。

斯特里格爾說服他的學生，經濟理論本身就可以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也就是說，無需先進行實證田野調查。而這個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經濟現象，也可以用來指導政治行動。

儘管奧地利經濟學派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崛起，但當時德國和奧地利經濟學系中佔主導地位的知識力量是所謂的歷史學派。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鄙視經濟理論，因其倡導普世有效的經濟法則。他們認為，法則的普世性僅能及於其所指涉的條件。由於歷史是人類生存條件不斷轉變的過程，因此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經濟法則。充其量，只可能存在描述某個或多或少獨特時期的經濟「法則」，且無論如何，所有關於該經濟的見解都必須源自對具體家庭、公司、行政機關、城鎮等的研究。

此外，斯特里格爾在維也納大學的系所是反理性主義「有機」經濟學的重鎮。這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方法形成鮮明對比，後者試圖將經濟現象解釋為個人行動及個人社會互動的結果（即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原則）。在這種充滿學術敵意的環境中，斯特里格爾獨力為經濟理論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進行了有效的辯護。斯特里格爾主要關注政策提案的科學基礎，這一點他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志同道合。這種對實際問題的關注，促使他特別留意方法論問題，並且他非常有效地將方法論研究融入其學術工作中。總體而言，龐巴維克對斯特里格爾的影響最為深遠，但瓦拉斯、維塞爾、熊彼得和米塞斯的思想也體現在他的著作中。

著作

斯特里格爾在經濟理論、應用經濟學、資本理論以及理論與歷史研究的關係方面，撰寫了開創性的研究。他的著作《資本與生產》是對技術性經濟理論的關鍵貢獻。該書於 1934 年由前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在其「景氣循環研究叢書」中首次出版。在他的著作《資本與生產》中，他將歐根·馮·龐巴維克的生產理論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景氣循環理論聯繫起來，並對消費品在生產結構中的作用提出了開創性的闡述。

斯特里格爾試圖探討 1929 年後困擾西方世界的大蕭條的成因及可能的解決之道。儘管當時許多其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也從事類似的研究計畫，但斯特里格爾的著作因其對耗時的迂迴生產過程及其與大蕭條關聯的分析而脫穎而出。

斯特里格爾將威廉·斯坦利·傑文斯和歐根·馮·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套真正屬於奧地利學派的整體經濟理論；他還仔細分析了信用擴張對此總體經濟運作的影響。他對這些議題的處理，甚至比海耶克涵蓋相同領域的著名著作更為系統、嚴謹和清晰。事實上，海耶克曾稱讚斯特里格爾的著作「將一個眾所周知的困難主題，闡述得既簡潔又清晰」。

晚年

斯特里格爾的作品後來幾乎湮沒無聞。米塞斯前往瑞士，在那裡找到了一個聲譽卓著的職位，使他得以撰寫其鉅作。海耶克、馬赫盧普和哈伯勒則前往英國或美國，在那裡他們能獲得在家鄉無法得到的學術職位。而在 1939 年的德奧合併後，許多人也選擇離開，因為納粹統治下的奧地利讓像摩根斯坦這樣的猶太人，以及所有無法找到或接受與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納粹黨）共存之道的非猶太人，生活變得無法忍受。

雖然斯特里格爾作為該學派發源地的最後一位成員留了下來，但對他而言，生活和工作也變得無法忍受。他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並對許多同胞的投機行為感到厭惡。約瑟夫·施泰德爾當時寫道：「自奧地利被入侵後，他便沉默了；我們再也沒有聽說他有任何新著發表。這對認識他的人來說並不奇怪，而且原因可能不僅僅是他在 1930 年罹患的疾病。許多人一夜之間轉信新信條的景象，對於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明顯缺乏投機鑽營才能的他而言，是格格不入的。」

資料來源

• 由米塞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約爾格·吉多·許爾斯曼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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