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關係（社會學）

因果關係指多個變數之間存在「因果」的關係。因果關係假定，以可預測方式行事的變數，能對相關變數產生改變，且此關係可透過直接且重複的觀察來推斷。因果關係理論是社會研究的基礎，因為社會研究旨在推斷結構性現象與個體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透過理論的應用與發展來解釋這些關係。由於理論與方法論途徑的分歧，不同的理論（即功能論）對因果性質與因果關係的看法各異。同樣地，原因的多樣性也導致了必要原因與充分原因之間的區別。

因果關係的邏輯闡述

然而，此關係的性質、程度與範疇，必須透過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界定，而這些研究需考量到先前研究的弱點與限制。

因果關係與社會研究

古典的因果觀念明顯地影響了社會研究與不同方法論途徑的發展，因為絕大多數的研究都試圖以因果關係來解釋現象。推斷因果關係的典型標準包括：i) 兩個變數之間的統計關聯；ii) 影響方向（即原因變數的變化引發依變數的變化）；以及 iii) 變數之間的關係必須為非虛假關係。中介變數的識別與研究的進一步再現，也能強化因果推論的主張。不同的方法論途徑會在統計嚴謹性（能有信心地將變化歸因於某個變數或原因的能力）、質性深度與研究可用經費之間進行權衡取捨。實驗法能最大化統計嚴謹性，但通常難以執行，因為其成本高昂，且可能脫離研究者試圖探討的社會過程。相較之下，民族誌方法與調查法雖能最大化資料的質性豐富度，卻缺乏實驗研究能產生的統計概括性。因此，從社會研究中推斷出的因果關係可以是相對抽象的（如民族誌的發現），也可以是精確的（如統計研究、實驗室研究）。因此，在歸因或描述社會研究發現的因果關係時，必須始終謹慎，因為這會因方法論以及資料的性質而異。

充分原因與必要原因

在社會學中，因果關係一直是知識論辯論的主題，尤其關乎研究發現的外在效度；社會研究中因果關係性質薄弱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可歸因於特定現象的潛在「原因」種類繁多。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將北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歸因於該地區新教的顯著地位。然而，物質與地理變數在清教徒信仰的擴散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成為針對韋伯研究的主要批評。托爾科特·帕森斯主張，如此詮釋韋伯的思想是化約式的，並誤解了韋伯的論點：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之間的契合性，對於北歐前所未有的財富增長是必要的，而物質因素僅僅是充分的。

為此，韋伯識別出兩種因果關係；

• 適足因果關係指在一個情境中，任何一個充分因素都可能促成事件的發生（缺少單一因素並不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 機遇因果關係指在一個情況下，某個因素對於特定事件的發生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數個原因，無論是充分的還是必要的，往往相互交織、彼此互動，以產生特定的現象，因此，單一或本質因果關係的理論通常不足以應用於社會研究。為此，能夠解釋並控制多個變數的統計模型在社會研究中相當普遍。

功能論的因果關係理論

為社會研究標準的發展提供了資訊的規範性因果觀念，主要與功能論及牛頓思想相關，並透過孔德與涂爾幹等人被引入社會研究。社會研究中此一更廣泛的典範轉移，通常與推動社會學成為自然科學之一的努力有關。這種因果觀點嚴格地從個體、結構變數及其相互關係的功能性與生產性產出來看待它們。因此，因果關係必須透過科學觀察來察知與推斷。

在文化方面，因果關係支撐著圍繞社會文化規範與偏差行為的邏輯。社會結構具有建立、傳播及執行文化與法律規範的功能，因此在構成與維持社會秩序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要使這些標準有效，就必須以普遍且可預測的方式來應用。若此成立，則可以說規範違反與懲罰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因為違反標準會直接產生相應的制裁。透過懲罰，這些標準便在全體民眾中被再次明確地肯定。所有人類社會，在不同程度上，都依循某些因果原則運作。

選擇性親和

馬克斯·韋伯使用「選擇性親和」這一概念來描述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之間的關係，這與純粹決定論的個人行為解釋有所不同。牛頓的因果觀念支撐著結構-能動性辯論中的決定論陣營，而互動論典範則強調或多或少自由的個體，在引導他們的更廣泛社會力量下，所做出的理性選擇。社會力量並非在決定生命歷程中扮演本質化的角色；相反地，理性個體會根據他們所能運用的知識、經驗與資源來做出個人選擇。因此，「選擇性親和」透過納入社會行動者依據其個人經驗與資源做出選擇的能力（誠然此能力各不相同），從而整合了結構主義與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典範。然而，這樣的區分很大程度上是理論性的，並因韋伯使用理想類型架構而更形複雜。此外，不同社會理論所分配給能動性與結構的首要性程度各異，相應的因果關係觀念也隨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