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弗雷德里克·威廉·博雷爾

喬治·弗雷德里克·威廉·博雷爾（George Frederik Willem Borel，1837年8月22日－1907年8月4日）是荷蘭的一位陸軍少將，因參與班賈爾馬辛戰爭及亞齊戰爭而聞名。

軍旅生涯

博雷爾的軍旅生涯始於1852年，當時他是布雷達皇家軍事學院的荷蘭陸軍砲兵學員。根據1857年7月14日的皇家法令，他被任命為要塞砲兵第二團的少尉。1857年9月22日，他服役於東印度陸軍砲兵部隊。11月13日，他率領一支補充部隊分遣隊從殖民碼頭倉庫出發，前往哈爾德韋克。

班賈爾馬辛遠征

根據1859年8月17日的皇家法令，博雷爾晉升為中尉及遠征砲兵指揮官。同年，他展開了對婆羅洲南部及東部地區的遠征。在敵軍屢次受挫後，戰事逐漸轉移至蘇丹帝國的北部。藉由9月28日從泗水抵達的4名軍官、162名步兵及20名砲兵的些微增援，身為指揮官的他得以在更偏遠的地區逮捕叛亂分子。因此，當得知阿拉拉克河以北事務的領袖安塔洛丁正秘密前往馬塔拉曼時，一支由范·奧伊恩上尉指揮、裝備精良的荷蘭駐軍，包括數百名刺刀兵、一門榴彈砲及一門手持迫擊砲，準備與安塔洛丁交戰。經過七小時的行軍及其他諸多困難後，范·奧伊恩於次日投入戰鬥，並蒙受慘重傷亡。在絕望之際，博雷爾與佩雷拉爾中尉投身入河，游至對岸，震懾敵軍使其撤退。荷蘭的這次勝利對整個戰局至關重要，並突破了安塔洛丁的許多防禦陣地。雙方達成了不安的和平，但這份和平並未持久，因為德芒·雷曼試圖暗殺安德烈森上校。 博雷爾參與此次遠征直至1860年12月，並主要在1859年10月21日征服欽塔普里的戰役中表現傑出。該目標被一片幾乎無法穿越的沼澤和一條難以渡過的河流所環繞。許多士兵在此次勝利中立下功勳，而博雷爾則依據1861年2月18日的皇家法令，獲封為威廉軍功勳章騎士。應博雷爾的請求，他於1862年10月獲准返回荷蘭。12月24日，他搭乘巴達維亞號輪船啟程。回到荷蘭後，他於1863年9月15日被分派至要塞砲兵第三團。他晉升為三級上尉（依年資）。

第二次亞齊遠征

在第一次亞齊遠征失敗後，政府邀請博雷爾加入第二次亞齊遠征，於是他加入了在亞齊的東印度陸軍，為期兩年。他被賦予領導新一輪圍城戰的任務。1873年9月20日，博雷爾搭乘奧蘭治親王號輪船（8月6日啟航）抵達巴達維亞，他指揮著一支由18名士官及288名士兵組成的分遣隊，並被指派領導為此次圍城戰新設計的演習。

擔任皇家軍事學院院長的博雷爾上校

博雷爾於1875年6月11日返回荷蘭，並被派駐於要塞砲兵第二團。1879年2月5日星期三，他在皇家軍事科學應用學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主題是關於東印度旅的組成、裝備與目標。他在演說結束時說道：「先生們，我以一個誠摯的願望結束我的演講：希望東印度旅，一旦成立，不僅能增強我們的應變能力，更能保障我們長久和平地擁有我們美麗的殖民地，荷蘭的成長與繁榮與此緊密相連。」博雷爾部署該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儘快結束當時已肆虐四年的亞齊戰爭。

紙上戰爭

返回荷蘭兩年後，博雷爾撰寫了一本嚴厲批評第二次亞齊遠征期間政策的書。第二次遠征的總司令范·斯維滕將軍，在博雷爾的書出版後，寫了他的著作《關於我們在亞齊的部隊之真相》。博雷爾則在其後記《謬論非真相》（1880年）中，為自己辯護，反駁范·斯維滕對他提出的指控。第二次亞齊戰爭後，這種文件往返的交鋒被稱為「紙上戰爭」。博雷爾的兒子，作家亨利·博雷爾，在1878年寫了一部批判性作品《我們在亞齊的公署》，書中他嚴厲譴責范·斯維滕將軍的政策與戰術，此書在當時的軍事與殖民界引起了巨大轟動。在當時，一名上尉竟敢坦率地批評其指揮將軍，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勇敢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