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

當前針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運動，是由「巴勒斯坦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運動」（PACBI）於2004年4月發起，作為「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呼籲針對以色列進行BDS活動，旨在對以色列施加國際壓力，此次目標為以色列的學術機構。PACBI稱，所有這些機構都涉嫌參與以色列的長期佔領，以期達成BDS的目標。此後，巴勒斯坦、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與組織紛紛提出對特定以色列大學及學者的學術抵制提案。這些學術抵制提案的目標是孤立以色列，以迫使其改變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支持者認為這些政策具有歧視性與壓迫性，包括壓迫巴勒斯坦人的學術自由。

針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運動引發了激烈辯論。反對者認為，抵制倡議者對以色列採用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標準；這種抵制不僅適得其反，也是對以色列學術界的集體懲罰，是一種威脅以色列國生存的策略，並且該運動具有反猶主義性質。儘管存在爭議，世界各地已採取學術抵制措施，並在學術協會與工會中獲得部分支持，但在機構層面的成功甚微。

英國

針對全國學生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全國執行委員會於2015年6月2日通過的BDS決議，萊斯利·瓦格納（Leslie Wagner）教授主張：「事實上，在即將卸任的英國駐以色列大使馬修·古爾德（Matthew Gould）的積極領導下，近年來以色列與英國的大學及其學者之間的合作反而有所增長。」

《衛報》公開信，2002年

對以色列進行學術抵制的想法，最早於2002年4月6日在英國公開出現。當時，分別在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擔任生物學教授和在布拉德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Bradford）擔任社會政策教授的史蒂文·羅斯（Steven Rose）與希拉蕊·羅斯（Hilary Rose）夫婦發起了一封致《衛報》（The Guardian）的公開信，呼籲暫停與以色列所有文化及研究上的聯繫。該信寫道：

截至2002年7月，該公開信已獲得超過700人連署，其中包括十名以色列學者。

為回應這封公開信，芝加哥大學數學系資深教授列昂尼德·里日克（Leonid Ryzhik）發起了一項對抗性的網路連署，譴責原信「不公地自以為是」，並警告該抵制行動「對廣泛的國際科學與文化交流可能帶來極具破壞性的深遠影響。」這份反對連署書收集了近1,000個簽名。

莫娜·貝克、米里亞姆·施萊辛格與吉迪恩·圖里

2002年6月初，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翻譯研究教授、2002年公開信的連署人之一莫娜·貝克（Mona Baker），將兩名以色列學者從《譯者》（Translator）與《翻譯研究文摘》（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期刊的編輯委員會中除名。這兩位學者分別是巴伊蘭大學（Bar-Ilan University）的米里亞姆·施萊辛格博士（Dr. Miriam Shlesinger）——該大學當時在阿里爾（Ariel）屯墾區設有分校，施萊辛格博士曾任國際特赦組織以色列分會主席；以及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的吉迪恩·圖里教授（Professor Gideon Toury）。隨後，貝克表示《譯者》期刊將不再發表任何以色列學者的研究，並拒絕向以色列的圖書館出售書籍與期刊。

大學教師協會

2005年4月22日，大學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UT）理事會投票決定抵制兩所以色列大學：海法大學（University of Haifa）與巴伊蘭大學（Bar-Ilan University）。提交給AUT理事會的動議，是因應近60名巴勒斯坦學者及其他人士的抵制呼籲而發起的。AUT理事會投票抵制巴伊蘭大學，因其在約旦河西岸的學院（指阿里爾學院）開設課程，「從而直接參與了違反聯合國決議的巴勒斯坦領土佔領行動」。該協會抵制海法大學，是因為該校被指控不當處分了伊蘭·帕佩（Ilan Pappé），理由是他支持一名撰寫關於以色列建國期間巴勒斯坦人遭受攻擊的學生。該大學否認曾處分這名講師。工會成員聲稱，（以色列大學中）試圖全面研究以色列歷史的教職員工和學生時常「受害」。

譴責與反彈

AUT的決定立即遭到猶太團體及許多AUT成員的譴責。AUT內外的抵制批評者指出，在通過抵制動議的會議上，領導層以時間不足為由縮短了辯論。具體來說，英國猶太人代表委員會（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與猶太學生聯盟（Union of Jewish Students）指控AUT故意在逾越節期間舉行投票，導致許多猶太成員無法出席。

位於耶路撒冷的聖城大學（al-Quds University）與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校長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抵制行動對於結束「共同的悲劇」毫無助益，反而可能使其延長：

其中一位大學校長，聖城大學的薩里·努賽貝（Sari Nusseibeh）繼續說道：「如果我們審視以色列社會，學術界正是擁有最進步、最支持和平觀點的群體，他們主張將我們視為平等的夥伴 [...] 如果你想懲罰任何一個領域，學術界應該是最後一個對象。」然而，他承認自己的觀點在巴勒斯坦學者中屬於少數。

以色列駐倫敦副大使茲維·拉夫納（Zvi Ravner）指出：「上一次猶太人在大學裡遭到抵制是在1930年代的德國。」

英國全國研究生委員會（National Postgraduate Committee）也投票反對該抵制。計畫專員安德烈·奧博勒（Andre Oboler）表示，抵制「違背了我們的目標，即為了公眾利益促進英國研究生的教育」。

取消抵制

在遭受內外反彈與譴責後，由開放大學講師兼「參與」（Engage）組織創辦人喬恩·派克（Jon Pike）為首的AUT成員，徵集了足夠的簽名，要求就此議題召開特別會議。支持抵制的示威者呼籲AUT在他們所稱的「難以置信的壓力」下堅持立場；而反對抵制的示威者則暗示該決定受到了反猶主義的影響，並主張AUT的誠信正受到一群「左翼極端分子」的威脅。在2005年5月26日的會議上，AUT成員決定取消對這兩所以色列大學的抵制。決定的理由包括：損害學術自由、阻礙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對話及和平努力，以及單獨抵制以色列缺乏正當性。

繼續教育與高等教育教師全國協會

2006年5月，在繼續教育與高等教育教師全國協會（NATFHE）的最後一次會議的最後一天，協會通過了第198C號動議，呼籲抵制未公開反對其政府的以色列學者：「本會邀請成員思考自身在與以色列教育機構或個人接觸時，確保公平與不歧視的責任，並考慮抵制那些未公開與此類政策劃清界線者的適當性。」該決議被即將與NATFHE合併的大學教師協會（AUT）駁回。總體而言，尤其是在2008年重組為大學與學院工會（UCU）後，AUT的年度會議上曾四次試圖通過支持抵制的動議。然而，這些動議一方面受到法律訴訟的威脅，另一方面又遭到所有大學校長的反對，始終未能超越宣言階段。

對NATFHE的批評

八位諾貝爾獎得主在該政策通過前發表聲明譴責，認為這會限制學術自由。

布萊恩·克魯格（Brian Klug）對NATFHE的動議提出以下批評：即便政策與理據清晰明確，這類動議仍存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使其無法獲得廣泛支持：它們依賴於「種族隔離」一詞所暗示的錯誤（或有限的）類比。這並不是說兩者之間沒有可比之處，因為確實存在——正如在許多其他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受壓迫的國家一樣。這甚至不是說巴勒斯坦人所經歷的苦難少於南非「非白人」所承受的：或許是，或許不是（儘管我不確定如何計算）。但正如我在別處所論述的：「類比的有效性並不取決於一連串暴行的清單，無論多麼駭人聽聞。」

猶太高中生協會（AJ6）發布新聞稿，對「任何抵制行動對猶太及以色列高中生的影響」表示失望與擔憂。具體來說，AJ6指出「與以色列學校和學院的夥伴關係及交換訪問可能受到威脅」，且「在空檔年前往以色列學習的猶太學生擔心，老師可能會拒絕為他們撰寫這些計畫的推薦信。」

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發表聲明譴責該動議，解釋道：對於中東地區唯一一個民主國家——唯一一個允許學術與辯論自由發展的國家——的學者，僅因其觀點而受到意識形態審查和被列入黑名單的威脅，是極度不公的。沒有人會期望英國或美國的教授必須經受此類對其政治觀點的審查。然而，當涉及到以色列時，卻適用了不同的標準。

英國政府透過外交及國協事務部部長特里斯曼勳爵（Lord Triesman）發表聲明，稱該動議「適得其反且是倒退的」，儘管英國政府承認「NATFHE的獨立性」。

對批評的回應

NATFHE秘書長保羅·麥克尼（Paul Mackney）本人反對已通過的動議，事後他被《衛報》引述說：諷刺的是，如果我們在幾週前，在國際親以色列遊說團體開始這場大規模電郵攻勢，試圖剝奪我們討論任何議題的民主權利之前，將此動議提交給代表們，它可能根本不會通過。人們感到自己被霸凌，我們看到的是態度的硬化。他們所達成的唯一效果，就是讓代表們決心辯論並通過這項動議。

塔瑪拉·特勞布曼（Tamara Traubmann）和班傑明·喬夫-沃爾特（Benjamin Joffe-Walt）為《衛報》報導時，分析了「反對此類抵制的運動，究竟是出於對學術自由的擔憂，還是利用普世理想來扼殺對以色列的批判性討論」。他們如此描述其發現：透過與反抵制運動者的討論，以及追蹤由NATFHE提供、發送給工會的最常見電郵（不一定是辱罵性的），我們發現數以萬計的電郵中，絕大多數並非源自爭取學術自由的團體，而是來自那些經常致力於將對以色列的批評非法化的遊說團體與智庫。

大學與學院工會

自2007年以來，大學與學院工會（UCU）因參與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並拒絕先前已接受的「反猶主義」定義而備受爭議。一些成員因指控工會內部存在潛在的制度性反猶主義而辭職。2010年，UCU通過一項抵制動議，援引「巴勒斯坦抵制運動全國委員會的呼籲」，要求「在以色列持續違反國際法期間對其進行孤立」，並呼籲「積極運動」反對以色列與歐盟的貿易協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約翰·查爾克拉夫特博士（Dr. John Chalcraft）表示：「抵制將會有效，因為以色列自視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當西方公民社會最終說『夠了』，以色列人，更不用說西方政府，將會注意到。一場非暴力的國際抵制，就像對南非那樣，很可能在推翻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制度中扮演歷史性的角色。」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蘇珊·福爾曼（Susan Fuhrman）表示：「作為一所主要致力於培養教師的學術機構院長，我相信大學與所有學習中心必須被允許作為自由討論、辯論和知識探究的安全港，獨立於國內外政治與黨派紛爭。唯有如此，它們才能持續產出為民主社會的政策與法律提供資訊的學術成果，並在一個經常兩極化的世界中，成為希望的島嶼……師範學院歡迎與以色列學者和大學的對話，並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李·布林格（Lee Bollinger）站在一起，透過邀請UCU也來抵制我們，以表達對他們的聲援。」

2011年，羅尼·弗雷澤（Ronnie Fraser）控告UCU違反《2010年平等法》，指控其受到UCU成員多次的反猶騷擾，但最終敗訴。在交叉詰問中，UCU秘書長薩莉·亨特（Sally Hunt）承認，弗雷澤「有理由推斷……工會並未認真對待反猶主義。」UCU後來停止推動反以色列的抵制行動。

法國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

2002年4月，在阿克薩群眾起義期間，大約在《衛報》公開信發表之時，一群法國學者組成的「科學家促進中東公正和平協調會」（Coordination des Scientifiques pour une Paix Juste au Proche-Orient），在網路上發表了一份抵制以色列科學機構的呼籲。該聲明以法語和英語發布，強調僅針對「包括大學在內的以色列官方機構」，並且連署人「將繼續以個人名義與以色列科學家同事合作及接待他們」。這份承諾書由來自30個國家的數百名學者簽署。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它成為法國媒體及科學期刊的討論主題。

同年12月，巴黎第六大學（Université Paris 6）行政委員會提出一項動議，要求暫停歐盟-以色列聯繫國協定，理由是巴勒斯坦同事受到歧視，並援引該協定第二條，該條款指出：「締約方之間的關係，以及協定本身的所有條款，均應基於對人權與民主原則的尊重，這些原則指導著他們的國內與國際政策，並構成該協定的基本要素。」該動議遠非呼籲抵制，而是敦促大學校長與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大學當局建立聯繫，以促進和平。該動議於2002年12月16日以22票贊成、4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

2003年1月27日，委員會成員提出並通過了一項反對動議。該動議表示，「承認2002年12月16日通過的動議及其解釋方式所引發的情緒」，並申明「反對大學與大學教員之間關係的任何暫停或抵制；要求在歐盟第六框架計畫的籌備背景下，重新談判歐盟與以色列的聯繫國協定，以將巴勒斯坦人納入其中……並呼籲歐盟確保所有締約方遵守協定的所有條款（……）」。

鑄鉛行動之後

2009年3月，加薩戰爭後不久，法國一份學術抵制的呼籲在網路上發布，獲得超過50個簽名，其中包括丹尼爾·本薩伊德（Daniel Bensaïd）、法國科學院院士熱拉爾·圖盧茲（Gérard Toulouse）——他曾於2003年與莉迪·科赫-米拉蒙（Lydie Koch-Miramond）合著《科學家與人權》，後者也曾簽署並在2002年為抵制以色列辯護、米雷耶·法農-孟德斯-法蘭斯（Mireille Fanon-Mendès-France），以及大學跨校合作支援巴勒斯坦大學團體主席羅蘭·隆巴爾（Roland Lombard）。他們在法國BDS組織成立後，呼籲「首先實施一項抵制、撤資與制裁的計畫」。

2009年春季，由發起2002年呼籲的學者團體，與巴勒斯坦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運動（PACBI）及英國支援巴勒斯坦大學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Palestine）結盟，創立了「尊重巴勒斯坦國際法學者協會」（AURDIP）。AURDIP的創立有兩大主要使命： (1) 促進國際法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應用；具體而言，反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及以色列的屯墾政策，這些行為公然違背了關於人權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決議以及國際法院的裁決； (2) 捍衛巴勒斯坦人的受教權，並支持巴勒斯坦大學的師生捍衛此項權利。

美國

抵制運動

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於2009年報導，一群美國教授在2008-2009年以色列-加薩衝突後加入了抵制呼籲：雖然以色列學者已習慣來自英國的此類消息，那裡的反以色列團體曾多次試圖建立學術抵制，但美國運動的形成，標誌著首次有全國性的學術抵制運動來自美國。

該組織的名稱是「美國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運動」（USACBI）。

支持與成功

協會

2013年4月，亞裔美國人研究協會（AAAS）投票決定抵制以色列的大學與學術機構。同年12月，美國研究協會（ASA）也加入行列。在其5000名會員中，有1252人參與投票，其中66%贊成抵制。提出的理由是「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及聯合國決議；以色列佔領對巴勒斯坦學者與學生造成的有記載的影響；以及以色列高等教育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侵犯人權的國家政策」，從而「對巴勒斯坦學者與學生的工作條件產生負面影響」。許多ASA抵制案的支持者，包括耶魯大學教授兼ASA前主席馬修·弗萊·雅各布森（Matthew Frye Jacobson），主張此行動可被視為「象徵性的」，ASA理事會的聲明亦如此定義。為回應此決議，一些組織與政治人物指責ASA對以色列採取雙重標準。抵制的反對者稱該決議為反猶及反以色列。

在ASA成立52年來，以色列是唯一被該組織抵制的國家。《紐約時報》報導，ASA主席柯蒂斯·馬雷茲（Curtis Marez）主張，美國「有特殊責任回應抵制呼籲，因為它是以色列國最大的軍事援助供應國」。馬雷茲承認美國過去及現在都是許多政府（包括一些人權紀錄不佳的政府）最大的軍事援助供應國，但他解釋說，以色列是唯一一個「公民社會團體」明確要求ASA發起抵制的國家。針對ASA被指控忽略許多人權紀錄與以色列相當甚至更差的國家（包括以色列的許多鄰國）而單獨針對以色列，馬雷茲回應：「凡事總要有個開始。」

從12月投票決定抵制以色列學術機構到2014年4月之間，該組織增加了700多名新成員。ASA隨後發表聲明稱，其「過去三個月收到的會員費收入超過了過去二十五年中任何一個三個月的時期」，且他們的組織「正在蓬勃發展」。

2013年12月，美國原住民與土著研究協會（NAISA）理事會一致投票支持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成為第三個參與PACBI行動呼籲的美國學術協會。NAISA發表了支持對以色列學術抵制的正式聲明，選擇撰寫一份原創的宣言文件，以抗議「在被佔領土與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原住民學者及知識分子的學術自由受到侵犯，他們被剝奪了我們所堅持的基本行動、言論與集會自由。」該宣言「鼓勵NAISA成員抵制以色列學術機構，因為它們與以色列國家政策沆瀣一氣」。

2015年11月，美國人類學協會的年度商務會議以1040票對136票的懸殊比例，投票決定加入學術抵制運動。2016年，該決議提交給協會全體成員投票，結果被否決。2023年7月，美國人類學協會再次對該決議進行投票，並獲得通過。

2022年3月，中東研究協會以768票對167票的結果，投票支持BDS。從1月31日至3月22日進行了全體會員投票，80%的成員投票贊成一項提議的決議，支持巴勒斯坦人呼籲對以色列進行抵制、撤資與制裁。

學者

2013年，在布魯克林學院與BDS創始成員奧馬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共同發表的演講中，美國著名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評論了她支持BDS運動學術抵制的原因：其他人可能對抵制有不同解讀，但我與以色列學者及藝術家合作毫無問題，只要我們不參與任何以色列機構，或讓以色列國家資金支持我們的合作。原因當然是，學術與文化抵制旨在對所有未能反對佔領、未能為平等權利與被剝奪者權利而奮鬥的文化機構施壓；對所有那些認為批評政府的這些行為不是它們份內之事、所有那些自認為凌駕於此棘手政治狀況之上的文化機構施壓。

哥倫比亞大學伊朗研究教授哈米德·達巴希（Hamid Dabashi）是美國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運動的顧問委員會成員。達巴希支持針對以色列個人與機構的抵制行動：在西歐已取得巨大成功的撤資運動，必須在北美重新注入活力——對以色列文化與學術機構的抵制也應如此……點名並個別譴責每一位公開支持其民選官員的公然野蠻行徑的以色列知名知識分子，然後斷然抵制他們的大學、學院、電影節與文化機構，是世界各地的同行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聲援行動。

其他倡導抵制以色列的美國學者包括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和西蒙娜·索尼（Simona Sawhney）。

其他團體

哥倫比亞大學巴勒斯坦論壇（CPF）於2009年3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該論壇主張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並倡導對以色列的抵制與撤資行動。該組織呼籲加強對大學財務的揭露，以確保哥倫比亞大學的資金未被用於「維持以色列佔領及在加薩與約旦河西岸的侵犯人權行為」，並倡導從任何從其所稱的「持續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維持非法以色列屯墾區，以及圍繞加薩、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建造的圍牆」中獲利的公司撤資。

CPF在2009年3月5日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向一位大學代表概述了其要求。前一天，該組織舉辦了一場座談會，邀請了多位支持該組織的哥倫比亞大學教職員。宗教學教授吉爾·阿尼賈爾（Gil Anidjar）主張抵制是一種適當的「自由行使」，而人類學教授布林克利·梅西克（Brinkley Messick）則表示，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李·布林格（Lee Bollinger）已同意與教職員會面，討論撤資的要求。一位CPF成員在3月3日為哥倫比亞大學校報撰寫的文章中描述了該組織的目標：「透過從與佔領行為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撤資，我們可以對以色列政府施加全球壓力，以結束佔領。」

美國內部對學術抵制的反對與批評

賓州大學校長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在2012年1月表示，該大學「已多次明確表示，不支持對以色列的制裁或抵制」。她說，學校並非2012年2月在校園舉行的BDS會議的贊助者。

2009年3月，美國教師聯盟（AFT）重申其反對任何對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學術抵制，但補充說應鼓勵對以巴衝突的討論。AFT主席蘭迪·溫加頓（Randi Weingarten）表示：我們認為學術抵制在2002年是個壞主意，現在也一樣。學術抵制與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民主價值觀不符……我們想明確表示，這一立場絕不阻止對以巴衝突或其解決方案的公開討論與辯論。然而，我們期望這樣的討論不會是片面的，並且會考慮所有相關方的行為。對以色列或任何國家的學術抵制，實際上會壓制言論自由，卻無助於解決衝突。

《前鋒報》（The Forward）於2012年1月發表了一篇關於猶太裔大學校長的文章，稱「許多大學校長」將BDS視為一條「紅線」，且「先前不願以維護公開對話為名，公開反對校園內反以色列活動的校長們，發現自己公開反對這一運動。」

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人類學協會（AAA）於2016年選擇不支持任何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人類學家大衛·羅森（David M. Rosen）研究了抵制、撤資與制裁（BDS）運動對該協會的影響。羅森的結論是：「如果該協會加入了BDS抵制，它將為參與學術界設立……一個意識形態的試金石。為言論設立政治測試，對美國人類學家而言，是走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齊默（Robert Zimmer）所言，抵制是『對開放論述……與自由辯論等基本原則的攻擊，這些原則正是學術界及其發現……與教育使命的基石。』……學術抵制為普遍的政治性壓制學術言論打開了大門。……如果學者不再堅守大學中的言論自由原則，那麼其他人也不會。」

對ASA的批評

直到2013年4月，儘管抵制運動聲勢浩大，沒有任何一所美國學校曾從以色列撤資或對其進行學術抵制。哈佛大學前校長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稱抵制以色列的行動「即便其意圖不是，其效果也是反猶的」。2007年，全美近300位大學校長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譴責抵制運動。2010年，一群15名美國大學教授發起了一項運動，呼籲對以色列進行學術與文化抵制。

許多大學與知名學者批評ASA支持抵制的決定。布蘭迪斯大學、賓州州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與肯尼恩學院決定退出ASA。代表1800所機構的傘形組織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代表美加62所學校的美國大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以及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均譴責了該抵制。

包括哈佛、布朗、耶魯、普林斯頓、約翰霍普金斯、康乃爾、杜克、史丹佛、波士頓、哥倫比亞、芝加哥、紐約大學、達特茅斯學院、衛斯理、佛羅里達、邁阿密大學、西肯塔基大學、康乃狄克大學與華盛頓大學在內的92位大學校長，譴責了該抵制，並與ASA劃清界線。

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表示，「學術抵制顛覆了思想自由流動所必需的學術自由與價值」，且抵制是「對這些理想的直接威脅」。哈佛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指出，當其他國家的人權紀錄遠比以色列差時，單獨挑出以色列是不公平的。肯尼恩學院的校長將其斥為「地緣政治工具」，並支持其美國研究學程退出ASA機構會員的決定。衛斯理大學的校長譴責這項「政治上倒退的決議」，稱其為假借進步主義之名的不負責任攻擊。

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羅納德·勞德（Ronald S. Lauder）認為，抵制行動顯示了「ASA的歐威爾式反猶主義與道德破產」，而反誹謗聯盟則形容抵制是「可恥、道德破產且在智識上不誠實的對學術自由的攻擊」。

2014年1月，134名國會議員（69名民主黨人，65名共和黨人）簽署了一封致ASA主席柯蒂斯·馬雷茲與候任主席麗莎·杜根（Lisa Duggan）的信，指責ASA採取「道德上不誠實的雙重標準」。信中指出：「與所有民主國家一樣，以色列並非完美。但單獨挑出以色列，卻與專制和壓迫國家的大學保持關係，這暗示了 thinly-veiled 的偏見與歧視。」

官方政府回應與立法

2014年2月，一項名為「保護學術自由法案」的法案被提交至美國國會。該法案「旨在禁止聯邦資金流向支持BDS運動的學術機構」。法案支持者聲稱其目的是反對「阻礙而非促進和平進程，並試圖剝奪以色列人在美國校園言論自由權利的歧視性抵制」。反對該法案的人則聲稱，這將嚴重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且許多人懷疑其作為回應ASA抵制運動的效力。

2014年5月30日，眾議員艾倫·格雷森（Alan Grayson）提出H.R. 4776法案，該法案「旨在禁止參與抵制以色列政府、經濟或學術界的高等教育機構接受美國聯邦政府的資金」。

加拿大

2009年1月，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CUPE）安大略省分部提出一項議案，禁止以色列學者在安大略省的大學任教。CUPE安大略省領導人希德·萊恩（Sid Ryan）表示：「我們準備好要說，以色列學者不應該出現在我們的校園裡，除非他們明確譴責對大學的轟炸以及對加薩的全面攻擊。」萊恩隨後說：「學術自由是雙向的。我們想說的是，如果他們想保持沉默，並在這些行動中共謀，他們憑什麼享有來加拿大等其他國家教學的自由？」CUPE全國主席保羅·莫伊斯特（Paul Moist）發表聲明，表示反對該動議，並說：「在任何關於此類決議的辯論中，我都會運用我的影響力來反對其通過。」

在其最初聲明後不久，CUPE從其網站上移除了抵制個別學者的呼籲，並代之以一份聲明，呼籲抵制「旨在針對學術機構以及此地大學與以色列大學之間存在的機構聯繫」。約克大學CUPE第3903分會發言人泰勒·希普利（Tyler Shipley）告訴《多倫多星報》，他的團體將開始倡導約克大學切斷與以色列的金融聯繫。

一些觀察家質疑，CUPE的任何決議將產生何種實際效果，因為CUPE安大略省所代表的2萬名大學員工中，包括了校園職員，但幾乎沒有全職教員。

澳洲

西雪梨大學學生會（UWSSA）在收到PACBI的請求後，於2009年2月正式加入「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運動。UWSSA主席雅各·卡斯威爾-多爾蒂（Jacob Carswell-Doherty）後來說：「我們對聽取以色列的觀點沒有興趣。我們的議程是說服大學行政部門實施抵制條款。」

2013年，當親以色列的法律遊說組織「律法之音」（Shurat HaDin）對雪梨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傑克·林奇教授（Jake Lynch）提起訴訟時，學術抵制與BDS運動議題獲得了媒體的顯著報導。這份長達30頁的訴狀，主要針對林奇因其中心支持BDS的政策——不支持以色列學者——而拒絕希伯來大學丹·阿夫農教授（Dan Avnon）的休假任命。「律法之音」的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表示：「我們在此案中的戰略目標，是處理BDS運動普遍的非法種族歧視，特別是學術抵制，而非狹隘地關注對阿夫農教授的歧視。」此案被形容為「里程碑式的法律訴訟」與「對抵制、撤資與制裁（BDS）運動合法性的重大考驗」。

2014年7月，「律法之音-以色列法律中心」宣布撤回對林奇的訴訟。林奇表示，此決定「為更多澳洲人採取自己的行動，聲援巴勒斯坦人爭取我們有幸能夠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與自由，開了綠燈」。

義大利

2016年1月，168名義大利學者與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抵制以色列學術機構的呼籲。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 –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被特別點名為抵制目標。呼籲書中說：「該學院在用於壓迫和攻擊巴勒斯坦人的廣泛技術與武器方面進行研究。」

愛爾蘭

2013年4月，愛爾蘭教師工會（TUI）通過了一項呼籲對以色列進行學術抵制的動議。

在2014年3月愛爾蘭國立大學戈爾韋分校的學生公投後，該校學生會正式開始支持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與制裁運動。

2022年12月，愛爾蘭學生聯盟一致通過一項動議，支持BDS並「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犯下的種族隔離罪行」。該動議還呼籲歐洲學生聯盟（ESU）「重新評估以色列的會員資格，並支持巴勒斯坦任何與ESU接觸的努力」。

南非

抵制本-古里安大學的運動

2010年9月5日，一群學者發起了一項全國性的學術請願，支持終止約翰尼斯堡大學（UJ）與本-古里安大學（BGU）的合作夥伴協議；這是一項可追溯至種族隔離時期兩機構關係的長期合作。知名學者如布雷滕·布雷滕巴赫教授（Breyten Breytenbach）、約翰·杜加爾德教授（John Dugard）、馬哈茂德·馬姆達尼教授（Mahmood Mamdani）、安琪·克羅格教授（Antjie Krog）和阿奇爾·姆貝貝教授（Achille Mbembe）都是該學術請願的簽署人，該請願也得到了南非四所大學副校長的支持。

在南非國內外廣泛的公眾關注下，抵制BGU的運動迅速獲得動力，幾天內就有超過250名學者簽署了請願書，指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對巴勒斯坦人的教育機會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在巴勒斯坦人無法進入大學與學校的同時，以色列大學卻為維持佔領提供研究、技術、論據和領導者。BGU也不例外，透過與以色列國防軍（IDF）和軍火工業的聯繫，BGU在結構上支持並促進了以色列的佔領。」

2010年9月26日，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透過《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了一封信，標題為「以色列關係：做正確事的機會」，支持這些學者。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抵制的立場，並附帶呼籲：「約翰尼斯堡大學有機會做正確的事，在一個這並不討好的時刻。」

前南非內閣部長及非洲人國民大會領袖羅尼·卡斯里爾斯（Ronnie Kasrils）也公開支持抵制呼籲，並在《衛報》上寫道：「以色列大學並非因其種族或宗教身份而被抵制，而是因為它們在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制度中共謀」，並且「南非學者與支持佔領的機構劃清界線的原則性立場，反映了在揭露以色列政權犯有非法且不道德的殖民計畫方面已取得的進展。」

在公眾支持的運動背景下，UJ的最高學術機構（參議院）於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投票決定「不以目前的形式繼續與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的長期關係」，並有條件地終止其與BGU的種族隔離時期關係。

該大學進行的一項實況調查證實了BGU與以色列國防軍（IDF）的聯繫及其在以色列佔領中的共謀。大學接受了報告的建議，承諾終止與本-古里AN大學任何有直接或間接軍事聯繫的研究或教學關係；或在發現侵犯人權的情況下終止關係。大學表示，如果BGU違反參議院或UJ所訂原則（包括「聲援任何受壓迫的群體」）的任何條件，該關係將在6個月後完全終止。

金山大學學生代表會通過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

2012年7月27日，金山大學學生代表會（Wits SRC）通過了一項對以色列的學術與文化抵制宣言。

金山大學學生代表會的學術抵制自2012年通過以來未曾續簽，在該機構實際上已不再有效。一些金山大學學生代表會及前代表會成員訪問了該國，並談論了他們的經歷。他們表示反對抵制，並稱將以色列稱為種族隔離國家是對南非黑人的侮辱。以色列作家及以色列外交部主任也訪問了該校園。

批評

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學者，聖城大學校長薩里·努賽貝（Sari Nusseibeh），曾反對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他告訴美聯社：「如果我們審視以色列社會，學術界正是擁有最進步、最支持和平觀點的群體，他們主張將我們視為平等的夥伴……如果你想懲罰任何一個領域，學術界應該是最後一個對象。」然而，他承認自己的觀點在巴勒斯坦學者中屬於少數。

與對南非的學術抵制的比較

對南非的學術抵制經常被援引為近期組織對以色列學術抵制的典範。

有些人援引此比較，主張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不應引起爭議，其基礎是誤認為對南非的學術抵制是無爭議且直接的。當時的現實卻大不相同。該行動曾受到各界人士的重大批評與激烈辯論。安迪·貝克特（Andy Beckett）在《衛報》上就此常見的錯誤比較寫道：「事實上，抵制是鈍器。即使是那些看似最直接、最正當的抵制，仔細審視後，也有其爭議與不公之處。」

其他人，如希拉蕊和史蒂芬·羅斯在《自然》雜誌（2002年）中，則進行了比較，並基於相信對南非的學術抵制在結束種族隔離方面是有效的，而主張對以色列進行學術抵制。喬治·芬克（George Fink）回應（《自然》雜誌2002年）說，斷言世界學術界對南非的抵制「在結束南非種族隔離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一種欺騙，事實上，種族隔離是由兩個關鍵且相互關聯的政治事件終結的：1986年美國國會對南非實施的嚴格經濟制裁，以及南非總統戴克拉克（F. W. de Klerk）在1989年和1990年採取的措施。

2010年，約翰尼斯堡大學參議院建議因以色列的國家政策而切斷與該國本-古里安大學的所有聯繫。這項專注於水資源研究合作的科學協議，僅在一年前才簽署。在做出最終決定前，該大學於2011年1月派遣了一個高級教職員代表團前往以色列進行實況考察。

反猶主義的指控

安東尼·朱利葉斯（Anthony Julius）和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認為，對以色列的抵制是反猶的，利用反錫安主義作為「仇恨猶太人」的掩護。他們將這些抵制與1222年的坎特伯里會議，特別是該會議實施的嚴格限制基督徒與猶太人接觸的規定、1930年代納粹對猶太商店的抵制，以及阿拉伯聯盟試圖在經濟上孤立以色列並避免購買「任何猶太物品」的行為相比較。

哈佛大學校長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猛烈抨擊」這些抵制為「反猶的」：

關於以色列的政策，確實有很多應該，甚至是必須辯論的地方……但英國教授工會通過的學術抵制決議，其單獨挑出以色列的方式，在我看來，無論在效果上還是在意圖上都是反猶的。

桑默斯先前曾主張，一項提議的抵制「即便其意圖不是，其效果也是」反猶的。這一立場遭到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一篇題為「不，這不是反猶」的文章中批評。巴特勒認為，將有效反猶與意圖反猶區分開來，充其量是具爭議性的。如果我們認為批評以色列的暴力行為，或呼籲對以色列國家施加經濟壓力以改變其政策，就是「有效反猶」，那麼我們將因害怕被指為反猶事業的一部分而不敢表達反對。對於一個猶太人來說，沒有比這更糟的標籤了，因為他們知道，從倫理和政治上講，最無法認同的立場就是反猶分子的立場。

根據馬丁·克萊默（Martin Kramer）的說法，學術抵制背後一個隱藏的原因是孤立猶太學者，以便將他們從那些被認為猶太人「過度代表」的學科中排擠出去，而這是透過為希望在學術生涯中晉升的猶太人設立試金石來實現的，要求他們展現對以色列的強烈敵意，否則就會被污名化。克萊默認為，這是為什麼抵制在與中東關係不大的領域中找到了大量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參見

對以色列的抵制#學術與文化抵制
抵制、撤資與制裁
從以色列撤資
對以色列的抵制
對抵制、撤資與制裁的反應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學術抵制的倫理，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以色列與校園，美以合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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